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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20 09:22

一、文化語境與翻譯話語

“文化語境”(Culture Context)是文學文本生成的本源。“文化語境”指的是在特定的時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積累與文化現狀構成的“文化場”(The Filed of Culture)。這一范疇應當具有兩個層面的內容:其第一層面的意義,指的是與文學文本相關聯的特定的文化形態,包括生存狀態、生活習俗、心理形態、倫理價值等組合成的特定的“文化氛圍”;其第二層的意義,指的是文學文本的創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創作者、個體或群體的創作者)在這一特定的“文化場”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認知能力、認知途徑與認知心理,以及因此而達到的認知程度,此即是文學的創作者們的“認知形態”。事實上各類文學“文本”都是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生成的1 。

話語是各種各樣的文獻形式、知識形式、文本形式和陳述形式的綜合,是構成學科知識要素的總和2 。話語是充滿矛盾和張力的斗爭場所,是從某一角度理解世界的框架。福柯指出:在每個社會,話語的制造是同時受一定數量程序的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的,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話語的力量和危險,控制其偶發事件,避開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質性3 。程序可以分為外部程序、內部程序和話語持有者的規范3 。話語規則是形成話語的條件,決定哪些話語可以流傳以及如何流傳。

文化語境和翻譯話語處于一種辯證關系之中:翻譯話語反映文化語境,同時又受文化語境的制約。文化翻譯旗手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在他們的合著《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一書的介紹中指出:“我們不再為字詞,甚至文本所束縛……我們已經意識到翻譯語境的重要性。一種語境當然是指歷史,另一種語境就是文化……翻譯研究實現了‘文化轉向’,人們開始意識到翻譯從來不是在真空中進行,它們從來不能在真空中接受。”4

文學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名片,文學翻譯以文學作品為翻譯對象,屬于話語的范疇。文學翻譯不是一個僅以文本呈現的靜態的產品,而是語言、文化、認知和社會相互綜合的、動態的跨文化交際行為,文學翻譯的過程是將源語作者、文本和本土文化嫁接進入主體文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對于原作的偏轉和遺漏,以便加入主體文化的權利對話,期間作者、譯者、讀者和目的語接受環境互為主體間性,共同完成目的語文化語境下文學翻譯的轉換過程和文學翻譯話語的建構。文學翻譯已然成為當時的文化話語和社會變動策略的一部分。

二、文化語境與文學翻譯話語建構的哲學理據

如果沒有翻譯的語言學研究,翻譯活動可能還囿于經驗主義的層面。如果沒有翻譯的文化研究,我們可能還無法對制約翻譯產生與接收的機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覺的意識5 。文學翻譯話語的構建是一種叛逆,有必要對語言的認知和文化語境做哲學層面的思考。

傳統的語言工具觀認為:語言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鏡子,語言符號聯結的是事物與名稱,而字面上的指稱就是詞的意義,語言是意義的載體,人們透過語言,對它背后的意義便能一目了然。建立在這種語言工具論基礎上的翻譯成了一種簡單的語言轉換活動:只要精通兩國語言,整個轉換便顯得輕而易舉,在翻譯過程中,原作是“上帝”,譯者無權也無須對原文進行任何增減,翻譯是“再現”、是“摹本”、是“如翻錦綺,背面俱華”等,而譯者是“仆人”、“折射鏡”,甚至是“隱形人”。

二十世紀隨著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語言工具論受到了普遍的質疑和批判。加西爾認為“語言不是一種被動的表達工具,而是一種積極的因素,給人的思維規定了差異與價值的整體。任何語言系統對外部世界都有著獨特的分析,有別于其他語言或同一語言其他各階段的分析。語言系統沉積了過去一代代人所積累的經驗,向未來的人們提供一種看待與解釋宇宙的方式;傳給他們一個多棱鏡,而他們將用這面多棱鏡來觀察非語言世界。”6 這場轉向所形成的語言哲學對西方思想文化等幾乎所有的領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被贊譽為“哥白尼式的革命”。

哲學的“語言轉向”對翻譯理論產生了巨大影響,使人們對語言的透明性和意義的確定性提出了強烈的質疑。文本的意義不是詞語意義的簡單相加,要使話語產生意義并讓意義流通,需要真實交流的行為和具體交流的環境,文學翻譯是一個無止境的意義位移過程。如果一個能指與其所指之間的關系對于每一社會和每一歷史時期都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習俗系統的產物,那么所有意義都是在歷史和文化之中生產出來的。它們永遠不會最終確定,而是始終受制于變動,既在一個文化語境與另一個文化語境之間變動,也在一個時期與另一個時期之間變動。而且,不存在單一的、不可變的、普遍的“真實意義”7 。

文學作品是極特殊的語義系統,其目的是賦予世界以“意義”,但不是“一種意義”。一部文學作品,至少是批評家通常考慮的那種作品(這本身也許是對“好的”文學的一種界定),既非始終毫無意義(玄妙或“空靈”),也非始終一目了然。那意義可說是懸浮的;它把自己作為某種意味的公開系統提供給讀者,但這有意味的客體卻躲避著讀者的把握。這樣一種意義中先天的失意或迷惑(de-capio,無所獲),說明一件文學作品何以有如此的力量,來提出關于世界的問題(通過發掘似乎在信仰、觀念和常識屬地的一定意義),卻不提供任何答案(杰作從不“專斷”);它也說明了一部作品何以能被無限地重新解釋……8 文學翻譯更是需要譯者和讀者去闡釋、把握那些開放的、懸浮的意義,作者、文本、譯者、讀者和目的語接受環境之間的互動是文本意義得以理解的先決條件。

三、文化語境與文學翻譯話語建構

翻譯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具體的話語實踐,翻譯話語正是在這樣的內涵中獲得意義。它受到文化語境的制約,不僅包含翻譯文本,而且涵蓋了某一特定歷史時期人們對翻譯的看法、評論以及對翻譯文本的評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翻譯的文化轉向研究從描述文本為中心的語際轉換擴大到更為廣大的范疇即特定實踐內文化構建的過程。在此背景下,文學翻譯成為特定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中的重寫。借鑒福柯話語控制原則的三要素來透視闡釋和制約翻譯話語的無形力量,作者的主體地位毋庸置疑,與此同時,譯者、目的語接受環境和讀者的主體性地位也呼之欲出,他們都是文學翻譯作品意義的創造者和分享者,是文學翻譯話語的建構者。

1. 譯者的主體性

所謂譯者的主體意識,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體現的一種自覺的人格意識及其在翻譯過程中的一種創造意識9 。文本的意義不是隨便就能自顯的,它不會像照相底版一樣自動感應,譯者要在信任的基礎上去侵入,去積極地捕捉意義。在閱讀時,譯者有任何一點分心、疲乏愚笨或漫不經心,文本的符號就會離他而去,符號所表達的各種意義就會深藏不露。譯者唯有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心靈和熱情,調動自己的社會經驗去體會、去捕捉、去領悟,才有可能從文本的字句入手,然后透過字句去捕獲源語文本的意義,這個過程就是譯者充分發揮主體性的過程。

譯者的主體性行為主要體現在翻譯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選擇兩個層面上。1

(1)譯者文本選擇的主體性

“翻譯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歸化過程,其間,異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體易于理解的語言和文化價值的印記。這一打上印記的過程,貫徹了翻譯的生產、流通及接受的每一個環節。它首先體現在對擬翻譯的異域文本的選擇上,通常就是排斥與本體特定利益相符的其他文本。接著它最有利的體現在以本土方言和話語方式改寫異域文本這一翻譯策略的制定中,在此,選擇某些本體價值總是意味著對其他價值的排斥。再接下來,翻譯的文本以多種多樣的形式被出版、評論、閱讀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會環境下,產生著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響,這些使用形式使問題進一步地復雜化。”10

中國大規模譯介外國文學始于中日甲午戰爭之后。了解西方、求富圖強、救亡圖存、民族革命和科學啟蒙成為當時壓倒一切的文化理念,譯者對翻譯文本的選擇自然緊緊圍繞這些中心話語。嚴復在《原強》中指出:凡是可以實現“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外國作品均可以成為翻譯對象。梁啟超在《論譯書》、《佛典之翻譯》和《翻譯文學與佛典》中多次將翻譯視為“強國第一要義”,提出“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譯者不僅構建了異域文本和文化的本土表述,而且也構建了一個能有力地維持或者修改目的語文化的價值譜系和翻譯話語。

“五四運動”初期,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高舉“人的文學”之大旗,宣揚個人主義;“五四運動”中后期,文學研究會又打出“為人生”的大旗,倡導文學要貼近和反映現實。在此情況下,文學翻譯者開始關注國外的現實主義作品;抗日戰爭時期,受抗日救亡文化意識的支配,文學翻譯的選材遵循“合于我們社會”和“足救時弊”的原則,側重世界各國反法西斯文學作品的譯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化語境再次發生變化,文學翻譯的選材也出現了新變化:建國初期,文學翻譯主要集中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作品的譯介。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隨著冷戰和中蘇關系惡化,意識形態話語和民族國家話語成為文學翻譯選材的決定性因素。改革開放后,在兼收并蓄的思想指導下,文學翻譯選材開始轉向文化話語本身,在“文革”期間被看做是“資產階級毒素”的英美文學作品成為譯介主流,各種流派百花齊放,異彩紛呈11 。

(2)譯者翻譯策略選擇的主體性

翻譯史中,譯者的翻譯策略具體表現在“直譯”與“意譯”、“異化”與“歸化”、“忠實”與“解構”、“可譯”與“不可譯”之間的選擇,譯者通過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實現對翻譯話語的構建和權力的爭奪,獲得較多的資本,最終取得文化的支配權:“翻譯能夠制造出異國他鄉的固定形象,這些定式反映的是本土的政治與文化價值,從而把那些看上去無助于解決本土關懷的爭論與分歧排斥出去。翻譯有助于塑造本土對待異國國度的態度,對特定族裔、種族和國家或尊重或蔑視,能夠孕育出對文化差異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主義、種族歧視或者愛國主義之上的尊重或者仇恨。”10

十九世紀末,中國文學翻譯呈規模化發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更是走向繁榮。在此期間,原創作品和翻譯作品之間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大多數作家翻譯與創作并舉,出版物往往同時收錄原創作品和翻譯作品。如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就收有多首譯詩或譯文;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周作人的散文集《談龍集》等等作品集都兼收了翻譯和創作作品,體現了翻譯與創作的同一性,其中翻譯過程中譯者增刪、改寫、轉述、節縮等充分體現了譯者對翻譯策略的自由選擇,忠實的文學翻譯標準被懸置,翻譯處于文化“格義”的尷尬地位,“橘化為枳”的變異乃是常態。

拜倫的長詩《唐璜》第三章《哀希臘》在中國有四個譯本:梁啟超用元曲、馬君武用七言古詩、胡適用離騷體、蘇曼殊用五言絕句來翻譯同一章節,這充分體現了譯者的主體性訴求,“重視政治啟蒙的梁啟超發現的是政治家的拜倫,而重視心靈世界的蘇曼殊發現的卻是藝術家的拜倫。”12

“一名之正,旬月之躑躅”,嚴復在“天演”(national evolution)和“天擇”(natural selection)的譯名厘定中煞費苦心。在漢語中,“天”集哲學、審美、道德于一身,具有天道、客觀規律的意蘊,“natural selec?tion”譯作“天演”體現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合乎道義的客觀規律。此外,嚴復在《天演論》翻譯中采用了增加按語、增評、刪節和改寫等歸化譯法把原文中的進化倫理觀變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意在說明進化規律不僅適合于自然界,而且適用于人類社會。嚴復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和言說方式力圖使冥頑不化的晚清士大夫們接受當時先進的西方思想意思,改革圖強。馮友蘭說:“在嚴復的譯文中,斯賓塞、穆勒等人的現代英文變成了最古雅的古文,讀起來就像是讀《墨子》、《荀子》一樣。”13

與嚴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魯迅先生極力倡導的“異化”翻譯策略。這與當時中國語文的缺陷密切相關,因此魯迅自覺地將異化與改造中國語文聯系在一起。“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手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不太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免熟字,刪掉虛字,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詞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占為己有。”14

總之,譯者往往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讀和翻譯文學文本,目的語讀者的視域決定了譯者對另一種文化的選擇、切割、認知和闡釋。

2. 目的語接受環境的主體性

長期以來,西方奉行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哲學觀:主體是人,接受環境是對主體形成制約的因素,是客體,兩者是對立的、分離的。但是黑格爾消解了主客二分的主體性哲學,張汝倫在《主體的顛覆:從黑格爾到馬克思》一文中闡述了黑格爾的觀點:“主體不僅指意義上的自我或意識,而且也是一種存在樣式,即在一個對抗中實現統一的自我發展過程。一般而言,這個過程就是存在。事物在這個過程中經歷種種變化,但仍是同樣的東西。在此意義上,一切事物都是主體。但是,真正能自覺地實現自己的主體是人,只有他有自我實現的力量,有在一切生成過程中成為自我決定的主體的力量。但是人這個主體不是絕對的,相對于絕對的精神(Geist)即體現為理性過程的歷史世界,他又是客體,是精神這個絕對的主體實現自己的中介或手段(Medium)”15 。

馬克思同樣對西方傳統的主體觀念進行了顛覆:主體性并不是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而是人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是人的基本歷史活動——勞動,而勞動是不為人的主觀愿望左右的、自為存在的活動,也具有主體性的特征。馬克思將主體和客體彼此換位,歷史性的實踐則是這種彼此換位的過程。

在文學翻譯中,目的語接受環境的主體性體現了譯者主體性作為人的一種活動的歷史性,在很多情況下,譯者主體性尚不足以在目的語文化語境中構建全面而完整的翻譯話語,譯者的主體性是有限的主體性,表面上看是譯者背離了源語文本,彰顯了主體性,實際上真正的主體性要素卻是目的語接受環境中的某些組成部分。“通常認為,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的主體僅僅是譯者,其實不然,除譯者外,讀者和接受環境同樣是創造性叛逆的主體。”16 文學翻譯的接受是一個雙向的過程,目的語接受環境與話語里關乎權力和欲望的那部分文化語境密切相關,目的語接受環境會甄選、安撫、操控、支配、排斥甚至顛覆進入該環境的翻譯話語,“為其預想的實際內容構畫出了可能的、可觀察的、可測量、可分類對象的各種框架;這種求知意志在一定意義上先于一切經驗把某種位置、某種視線和某種功能(是觀察而非閱讀,是證實而非評論)強加在認知主體上。”17 比如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由于法國在政治、軍事、文化和藝術方面的巨大成就,其他歐洲國家為法國馬首是瞻,體現在法語翻譯中,對源語文本的處理都要遵循法語的語法、詞匯和語義規范,符合法國文學當時的分類形式和美學模式。葛浩文翻譯的《狼圖騰》在國外很受歡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契合了當地人們關注環保和倫理等問題的文化語境。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當推寒山詩在美國的流傳。寒山詩在中國本土幾乎無人知曉,更談不上什么文學地位,但1954年他的詩被譯成英文在美國發表后,“寒山在美國贏得了他在中國一千年也沒有占上的文學地位。”學者研究發現:充滿禪機和崇尚自然的寒山詩迎合了美國當時的學禪之風和嬉皮士運動。寒山本人衣衫襤褸、站在高山上迎風大笑的狂士形象也使得嬉皮士把他視為自己心中理想的英雄。在這個案例中,譯者或讀者的主觀行為和作用并不突出,是整個接受環境發揮了主體功能,促成了“寒山熱”18 。

3. 讀者的主體性

在伽達默爾看來,理解具有哲學意義,它是人類主體的行為方式,更是人類自身的存在方式。哲學闡釋學反對理解文本就是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意,認為理解應該是從理解者自身的前結構出發,對文本做出與理解者自身情境相關的闡釋。作者制造了文本,但是使文本進入話語事件并獲得意義的卻只有讀者。該理論使讀者在理解中的地位得以提升。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指出:“《大個子魔納》的奇妙性質,《阿爾芒斯》的雄偉風格,卡夫卡神話的寫實和真實程度,這一切都從來不是現成給予的;必需由讀者在不斷超越寫出來的東西的過程中發現這一切。當然作者在引導他;但是作者只是在引導他而已,作者設置的路標之間都是虛空,讀者必須自己抵達這些路標,它必需超過他們。一句話,閱讀是引導下的創作。……”19

文學翻譯中,文本呈開放系統,意義被延異、被播撒,當譯者作為原作的理解者彰顯主體性地位的時候,其譯作已然不再是原作的忠實再現,而是成為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是以原作意義為基礎的背離。與此同時,具有獨立身份的譯者還會向目的語讀者發出邀約,邀請他們帶著自身的視域走進文本的視域進行理解,去填補英加登所說的“不定點”和伊瑟爾所說的“空白”,并召喚一切由視域融合而產生的新意義,努力發掘譯作中的潛在價值,使其成為現實價值。

如果將翻譯文本的流傳視為一個話語實踐過程的話,譯作的誕生其實并不意味著話語事件的終結,事實上,話語事件還在繼續,因為目的語讀者會帶著自己的前結構對文本進行再次闡釋,從而體現作者的唯一性與讀者的無限性,原旨的唯一性與解讀的多樣性,作者的權威性與讀者的能動性。理解不是主體的一次性行為,而是一個事物本身和我們的前判斷之間無窮的“游戲過程”。文本在社會中產生的功效最終取決于目的語讀者的理解、評論和接受,沒有目的語讀者的接受,不管譯者的主觀意圖如何,譯文都不會產生意義和影響。因此,“讀者在生產意義這一點上與作者同樣重要。每一個被給予和編入意義的能指必須由接受者從意義上加以闡釋和解碼。”20

目的語讀者內化了目的語的社會文化規范,如果翻譯文本冒犯了某種文化規范,目的語讀者群中那些竭力維護目的語社會文化規范的當權者就有可能出面干預,他們不能容忍翻譯文本中的意識形態話語與他們對文本的期待格格不入。文學翻譯話語在宣告建構一個世界的同時,也就行使了另一個言外行為,即利用文化慣例召喚讀者利用語言一起想象一個世界,而讀者需要一個能夠支持自己希望的語境,這個語境由讀者采用的一組假設構成,是認知環境的組成部分。目的語文化語境下,文學翻譯話語的讀者往往會聽任自己的意愿或突發的靈感從話語中擇取對他來說最具有吸引力的東西,從側面的、邊緣的、次要的方位進入文本,變更話語的施為性、建構性、表述性和指涉性關系,組成自己的獨特視野和解讀世界的方式。

四、結語

文學翻譯話語建構不是一種孤立的語言轉換活動,作者、譯者、讀者和目的語接受環境中的任何一個主體均不能統攝整個話語事件,都不是絕對的主體,而是以對方存在為前提的一種共在的自我。不同的主體加入到文本的闡釋中,參與意義的建構,形成一個各種因素相互制約的活躍的活動場,對文本的意義進行協商和對話從而達成一致,因此翻譯主體是一個包含作者、譯者、讀者和目的語接受環境的多重主體,每個主體在文本闡釋中承認他者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各主體呈主體間性。主體間性是文學翻譯話語構建的潤滑劑,而積極、互動的主體間性為作者、譯者、讀者和目的語接受環境的和諧共存提供了可能,也為視域融合從而走向人類靈魂的溝通開辟了一條必由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畢竟是作者創造的文本,因此,無論我們如何強調譯者、讀者和目的語接受環境的重要性,作者對于文本意義的規定性是不可忽視的,譯者和讀者的主體性必須在作者和文本對于意義的規定性中進行,不進入作者和文本的視域,理解就是脫離了主體間性的單向度理解。主體性必須是主體間性中的主體性。

文學以其獨特的方式再現和分析源于事物本質和運動的沖突,考察文學不可能不涉及它賴以發展并為之奮斗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文學翻譯亦如此。文學翻譯作為語言間知識、文化交流傳播的方式,本身也是一種話語,文學翻譯話語包含各種翻譯理論、術語、技巧和文本等,所有翻譯文本都是在一定文化語境中生成的,作為源于語言、又超越語言的語言實踐活動,文學翻譯話語被置于文化語境之中,與其他實踐活動相互作用,共同組成人類的全部文明。文化語境視域下的文學翻譯話語研究不僅能拓展翻譯研究的思路和視野,更能對為什么產生某些作品做出有力的分析,從而觸及時代的脈搏和譯者的思想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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