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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21 10:50

中古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書寫與建構也已走過百年的歷程,對中古文學史研究的問題進行審視,可發現仍然有一些弱點、盲點、偏頗和歧見,尤其是百年文學史編纂的單線思維,使文學史的本來面貌得不到真正彰顯;流行百年的魏晉時期“文學自覺”的觀念也受到了多層面的質疑。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運用新出文獻展開中古文學史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舊的研究模式,開拓新的研究空間,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新出文獻對中古文學史書寫和建構的意義在于:新出土的中古墓志呈現出更多的文學史內涵,新出土的寫本文獻是中古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載體,利用新出文獻可以促進中古文學史書寫的多元化。

一、中古文學史研究的問題審視

(一)文學自覺問題

文學自覺說來源于日本鈴木虎雄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該文最早發表于日本的《藝文》1919年10月號,后來收入其《中國詩論史》一書,他的結論是“魏的時代是中國的自覺時代”。1927年,魯迅先生發表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的演講,提出了“魏晉文學自覺說”,近百年來在中古文學史研究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魯迅說:“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里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后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1]526這一論斷對20世紀以來的中古文學史研究及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以至于當今的主流文學史著作仍然將文學的自覺視為魏晉文學的重要特征,如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三編《魏晉南北朝文學緒論》第一節就以“文學的自覺與文學批評的興盛”立目。但這也引起了學者們的反思和辨正,認為日本鈴木虎雄提出的這一說法并不是一個科學的論斷,魯迅先生接受這一說法本來也是有感而發,雖然具有一定的學術啟發性,但不能把它上升為文學史的規律性理論判斷,否則會影響我們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全面認識,也有礙于對中國文學發展全過程和中國文學本質特征的認識,因而中古文學研究中不適宜使用“文學自覺”這一概念1 。諸位先生的商兌雖然不同意鈴木虎雄和魯迅先生的說法,但往往將論點集中于漢代文學自覺說的挑戰、功利主義與文學自覺的關系、文學的社會承載與審美價值的關系的辨析上。

我們現在來看,“文學自覺”說的核心就是魯迅先生直接歸納的“為藝術而藝術”,其實這種說法不僅不符合魏晉文學的事實,甚至也不符合整個中國文學史發展的實際。因為無論是鈴木虎雄還是魯迅,這一說法的時間基點是朝代,如果限于詩賦文體,這種說法或許有一定道理,而推及文章甚至涵蓋整個文學,其偏頗就大了,因為中國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學表征和發展演變都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不僅是一些史學著作如《左傳》《史記》《資治通鑒》很重視文學表現,甚至一些地理著作如《水經注》、佛教著作如《洛陽伽藍記》,其中都有一些頗具文學性的經典篇章為歷代文學選本精選。因此,“文學自覺”說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一些重要的文體和文學現象,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后,引進了西方的文學分類學說,將中國古代文章紛繁復雜的類別和特性屏蔽殆盡。“文學自覺”說的流行也與其產生的時代環境有著密切關系,而且以后愈演愈烈,以至發展成文學史規律性的理論判斷,這樣也就使文學史的書寫與文學的發展實際逐漸偏離。比如關于北朝文學的地位,按照文學自覺說就存在著荒漠化的危機,而新出土石刻文獻尤其是墓志表明,北朝文學研究的薄弱局面需要徹底改變。以前的文學研究重經典名家名作,輕應用性文字篇章,這在北朝文學的研究中尤為突出,而北朝墓志作為傳記文學的一類,既具文學性,又有社會性,文字質樸,駢散兼融,對隋唐以后文章學發展影響很大。如果我們將新出土的北朝墓志作為一種獨立文體加以研究,并以此為中心展開文學史現象和文學史演變的研究,則會有廣闊的前景。

(二)單線思維問題

長期以來,傳統的中國文學史寫作大多按照時間線索敘述其歷史發展脈絡和演化進程,但由于時間維度的主導性,空間維度難以得到強調和凸顯,這使文學史的本來面貌得不到真正的呈現2 。這一觀點已成為21世紀諸多文學史家的共識。這種按照時間線索敘述文學史進程的思維方式,我們稱之為“單線思維”。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從1904年林傳甲出任京師大學堂文學教授主講中國文學史以來,已超過百年,文學史著作也由早年的簡略發展到后來的繁復,但迄今為止,超過兩千部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大多仍然沿襲著單線思維的方式,即由一個時間線串起一系列作家作品,再加上一些背景的敘述和影響的說明。這樣就使中國文學史尤其是中古文學史的研究呈現出諸多偏向:一是重視時間向度,忽視空間維度;二是重視漢族文學史的梳理,忽視少數民族文學史的討論;三是重視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學敘述,忽視女性文學的書寫;四是注重書面文獻的利用,忽視新出的資料;五是注重文學史研究經典化的共性,忽視文人日常生活的個性。這樣的情況不僅對空間維度重視不夠,而且文學演變過程中極為重要的文人群體、文學家族、性別文學等等,都因為脫離了時間主線而不能被包含在內。這樣單一性的書寫忽視了文學發展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距離文學的原生狀態漸行漸遠。

要解決文學史書寫和研究中單線思維的問題,就要對上述被忽視的地方加以重視。僅就新出文獻而言,可以開拓的空間就很大。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錄序》中甚至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2]326因此,要開拓文學史研究新境界,首先是挖掘新材料,其次是研究新問題。敦煌新資料的發現引領了一個新的學術潮流,這個潮流延續了一個世紀仍然沒有消歇。目前看來,新資料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出土文獻,20世紀以來出土文獻極為豐富,進入21世紀,更是日新月異,尤其是上古的簡帛文獻、中古的石刻和寫本文獻,出土不計其數,意義尤為巨大,利用這些文獻既有助于文學發生的原生面貌的探索,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更能促進文學研究和歷史學、考古學的關聯。二是域外文獻,中古時期的原始文獻流傳國外而國內散佚者很多,加以20世紀下半葉一段時間國門關閉,文學史研究對域外文獻利用不足。21世紀以來,學者們出國交流更為便利,域外漢籍大量回傳、成批影印也有利于促進文學史的多元化研究。三是實物材料。新出資料不僅是文獻資料,更多的是實物材料,如新出土的各種文物、圖畫以及遺址等,很多與文學的發生環境和原生狀態有所關聯,利用實物材料以印證文學文本,闡述文學現象,能夠使文學史研究在文字文獻以外得到很好的補充。

(三)學科限制問題

學科化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學科分類對傳統學術研究的限制最明顯的方面是文史研究傳統的割裂。就一級學科而言,分立中國文學和歷史學、考古學等;就二級學科而言,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分開的。這樣就使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在知識結構和學術理念方面失去了歷史的支撐,也減少了對古典文獻的重視程度,傳統的文學、文獻和歷史一體化的局面被打破,必定給文學史的實證研究造成不利的影響。中國的歷朝歷代文學都是在當時的具體背景下產生的,又是通過生活于當時的作家運用創造性的語言表現出來的,而削弱歷史和文獻的支撐也必定帶來文學史研究的泛化。這樣的影響在中古文學研究領域尤為突出,因為中古文學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仍然是文學與學術不分、文學和歷史相聯的。諸如文筆之辨的討論就是基于學術基礎上的文學討論,昭明太子所編的《文選》也是經史子集都包括在內的。學科化傾向就是對學術和文學以及四部統一的傳統進行了硬性割裂,由于科學化的影響,文學史著述也就具體而為教材模式,這樣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國古代文學這門學科的發展陷入困境,困境的核心在于實用主義的強化和實證研究的減弱。

要糾正文學史研究過于學科化的弊端,就要在研究中處理好文學史與歷史學、考古學的關系。三者的關系應該是:“考古的眼,史學的手,文學的心”,即史學是借助文獻史料以描述過去,文學是將生活經歷融入想象,考古是力求還原原有的時代風貌;史學要體現社會責任感和思想啟蒙,文學要體現人性的情懷和審美的特質,考古要體現新資料對文化的印證和視野的開拓[3]34。文學史的書寫既是文學的研究,又是歷史的敘述,同時要利用考古發現的原始資料,因而也就最能融合歷史、考古和文學。而我們以往的中古文學史編纂與研究在歷史、考古和文學的融合方面是很不到位的,文、史和考古之間甚至是有些隔斷的,歷史變成了劃分朝代的單線描述,文學變成了作家作品加上背景影響的知識羅列,而對于新發現的考古資料更是涉獵甚少,因而在時空拓展方面就帶來了很大的局限。

二、墓志:中古文學史內涵的呈現

就中國書寫文獻的發展而言,漢代是紙簡替代的時代,宋代是印刷繁盛的時代,處于其間的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時期,石刻就成為最值得重視的一個文獻類別。作為石刻大宗的墓志,更是中古文學研究最豐富的寶藏。饒宗頤先生在《遠東學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說:“向來談文獻學者,輒舉甲骨、簡牘、敦煌寫卷、檔案四者為新出史料之淵藪。余謂宜增入碑志為五大類。碑志之文,多與史傳相表里,闡幽表微,補闕正誤。”[4]448-44920世紀以來,中古墓志特別是唐代墓志大量出土,保守估計也不下萬方。利用墓志文獻研究文學,有助于探索文學史的原生狀態,挖掘被歷史掩埋的文學史現象。就墓志本身而言,值得從文本、文體與文學的不同層面進行探討;就墓志拓展而言,可以研究家族與文學、政治與文學、書法與文學等諸多方面的聯系。比如在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一直呈現出不平衡的局面,長期以來重視南朝而忽略北朝,但隨著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出現了與中國文學史的常態研究反差較大的現象。通過新出土北朝墓志的研究,不僅可以填補北朝文獻研究的空缺,也可以進一步認識南朝文學重情感和北朝文學重實用的不同文學取向。

(一)新出墓志與文學內涵的蘊蓄

墓志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是當時文人撰寫而又鐫刻于石上的人物傳記。因為各種禮儀制度的影響和風俗習慣的約束,不少墓志表現出程式化的特征,但仍然有很多墓志的文學價值是很高的。相較于傳世文獻,新出土墓志以原始的實物形態和文字形態反映了唐代家族文化的特點,這樣一篇篇活生生的傳記展現了生活于3至9世紀的人物群像。下面列舉三類特殊的墓志加以說明:

1. 詩人墓志

中古時期尤其是唐代墓志中,詩人墓志是其精華所在,也是文學史研究得以憑借的最有價值的原始材料和實物載體。諸如大詩人王之渙,在墓志出土之前,人們對他的家世籍貫、生卒年月、生平仕歷等幾乎一無所知;墓志出土以后,其生平經歷就昭然若揭,墓志還記載了他“歌從軍,吟出塞,布乎人口”[5]95的影響,不僅是他作為邊塞詩人的有力見證,而且是他詩歌影響的最早文獻記載。再如近年出土的《韋應物墓志》,撰者是與韋應物同時的著名詩人丘丹。這一墓志不僅對韋應物的家世、生平、科舉、婚宦等方面都有詳細的敘述,還為大詩人丘丹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線索。又如集政治家和文學家于一身的女詩人上官婉兒的墓志近年出土,為我們展示了一篇極具文學價值的女性人物傳記,墓志運用駢體行文,注重細節描寫和曲筆表現,將這位特殊女性的形象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

有些詩人墓志中還有詩歌創作過程的記載。如新出土《崔文龜墓志》:“大中十二年冬,君始被疾,不果與計偕。明年三月□極,四日謂璐曰:‘予之疾不可為也。前十一月時,賦詠題詩云:惆悵春煙暮,流波亦暗隨。’是日嗀血,蓋有征焉。”“讀浮圖書,雅得其奧。每自詠曰:‘蓮花雖在水,元不濕蓮花。但使存真性,何須厭俗家。’旨哉斯言,可以味于人矣。君生平所為古文七十首,賦十首,歌詩八百二十首,書啟文志雜述共五十三首。又作《玄居志》十八篇,擬詩人之諷十篇,尚未絕筆。”[6]858墓志收錄了崔文龜的“賦詠題詩”和“自詠”詩,并記述其作詩過程,有助于我們對唐詩創作環境的了解。尤其是“自詠”詩,表現他閱讀佛教書籍并深得旨趣后的切身體驗,將生命之情懷、佛理之參悟融入簡短的20字中,形象鮮明,涵蘊深厚,耐人尋味。墓志還記載崔文龜創作古文70首,賦10首,歌詩820首等,可惜都散佚無存。新出土墓志載有詩作并兼述創作過程的詩人墓志還有不少,如《張曄墓志》《盧廣墓志》《盧照己墓志》《丁元裕墓志》《崔尚墓志》《王素墓志》《韋志杰墓志》《皇甫映墓志》等等,甚至還有女詩人李澄霞的墓志。這些墓志再現了詩人的生活狀態和創作風貌,是我們現在閱讀《全唐詩》和《全唐文》這樣的大型總集也難獲得的。墓志對創作背景和創作環境原生態的表述,也是我們現在編纂的文學史著作所缺乏的。

2. 自撰墓志

自撰墓志是一種特殊的墓志文體,是文人自己給自己立傳、側重于自我形象塑造的文章,或敘行跡,或述家世,或抒感慨,或發議論。這樣的墓志既是撰者生命本真的映現,也是文學個性的凸顯。如新出土《唐樂知君自靖人君室石詩并序,自撰》:“樂知,自謚也。自靖人,自予也。名映,字韜之。玄晏十七代孫。祖父兄皆二千石。貞元癸酉生于蜀。映年七十二,太歲甲申終于洛。十歲而孤,母兄育訓;長為儒業,無所成名;壯而納室,竟無嗣續。因緣從事,僅十五載。邴曼容之賢,祿不過六百石,吾已及之;鄧伯道之哲,皇天尚使無兒,何足嘆也。依釋不佞,奉道不諂,與朋以澹,事長以恭,如斯而已矣。今日幸免毀傷,歸全泉下,預于先大夫北廿步,先妣東十三步,兄西十五步,鑿深九尺,筑高一尋,旁蔭故柏,上植三株,祔塋不敢具三代官諱。詩曰:三樂道常,九思不惑。六極幸免,百行慚德。四大無有大患息,一丘樂化永無極。”[7]259這是皇甫映自撰的墓志銘,其后的詩作實際上就是一篇自挽詩,這樣不僅表現出撰者的性格、心理和文才,更是將詩文融為一體。

這些自撰墓志新出土的數量不下十方,如《唐朝議郎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盧載墓志銘并序自撰》《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昶自為墓志銘并序》《唐太子太保分司東都贈太尉清河崔府君(慎由)墓志自撰》《唐故通議大夫守夔王傅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興姚府君(勖)墓志》《唐故尚書水部員外郎以著作郎致仕彭城劉府君(復)墓志文》《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贈工部尚書廣平劉公(伯芻)自撰志文并序》《唐樂知君自靖人君(皇甫映)室石詩并序》《唐故中散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工部尚書河東薛府君(丹)墓志》《大唐中岳隱居太和先生瑯耶王征君(玄宗)口授銘并序》《唐故朝請大夫慈州刺史柱國賜緋魚袋謝觀墓志銘并序》《唐故朝議郎河南府王屋縣令上柱國裴珙府君墓志銘并序自撰》[8] 。從撰志主體而言,自撰墓志更加凸顯家族背景下的個人化傾向,志主、撰者合而為一,更突出創作者的主體性,因此文學性較其他墓志更強;從文體形態而言,自撰墓志是特殊形式的自傳文章,往往以情感驅動文筆,側重于生活敘事和性格刻畫;就文化傳承而言,自撰墓志側重于家族背景下自我形象的塑造,也使家族文化傳承的表達更具真實感。

3. 鴛鴦墓志

鴛鴦墓志,一般是指同一墓穴中埋藏的夫妻二人的兩方墓志,特殊情況下也會出現三方墓志,還有個別夫妻墓志屬于兩篇志文而同刻于一石者。“鴛鴦墓志”之稱源自于右任先生的“鴛鴦七志齋”藏石,于先生收藏的七對鴛鴦墓志是北魏時期皇族夫妻的墓志,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近幾十年來,新出土墓志中鴛鴦墓志頗多,截至目前,筆者統計有四百余對,這些墓志的文學價值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因為鴛鴦墓志中的一方是女性墓志,獨具女性形象塑造的意義。合葬墓中僅有一方的非鴛鴦墓志,往往對丈夫的事跡記載較為詳細,而對妻子的記載非常簡略,是作為丈夫的陪襯并與子嗣的介紹連在一起的。而夫妻各自一方的鴛鴦墓志則完全不同,妻子的單獨墓志是其整個形象的映現。因為古代社會,女性往往很少從事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故而妻子的墓志側重于家族、婚姻和瑣事的記載,以及對婦德的頌揚,這與丈夫的墓志以仕歷和事功為主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鴛鴦墓志較普通墓志而言,獨具女性形象塑造的意義,是女性傳記文學的一個重要類別。

鴛鴦墓志中有時還出現妻子的墓志是丈夫所撰的情形,對妻子的緬懷情真意切,非常有助于悼亡詩的印證和解讀。如韋應物有19首悼亡詩存世,其《出還》詩云:“昔出喜還家,今還獨傷意。入室掩無光,銜哀寫虛位。凄凄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咨嗟日復老,錯莫身如寄。家人勸我餐,對案空垂淚。”[9]卷六,396新出土韋應物所撰的《元蘋墓志》,既表現韋應物自己的感受:“余年過強仕,晚而易傷。每望昏入門,寒席無主,手澤衣膩,尚識平生,香奩粉囊,猶置故處,器用百物,不忍復視。”又描寫其幼女的表現:“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歲,以其惠淑,偏所恩愛,嘗手教書札,口授《千文》。見余哀泣,亦復涕咽。試問知有所失,益不能勝。天乎忍此,奪去如棄。”[10]384這種描寫與《出還》詩中的情境不僅可以相互發明,而且更有助于讀者探研韋應物悼亡詩的情感底蘊。

還值得注意的是,鴛鴦墓志和自撰墓志也有一定的關聯:一是鴛鴦墓志中有一方墓志是自撰墓志,表現了唐代文人對自我形象的塑造,還突出死后世界的想象,這與完全寫實的普通墓志是不同的,如薛丹夫婦墓志中《薛丹墓志》屬于自撰墓志;二是丈夫自撰墓志與其撰寫的妻子墓志出現在同一對鴛鴦墓志中,即如新出土盧載夫婦墓志中《盧載墓志》就是自撰的,而其妻墓志是盧載所撰,這在墓志的敘事抒情方面都更具有獨特的價值。

(二)新出墓志與文學背景的呈現

我們再拓展一步來看,通過新出土的中古墓志可以探討文學史演變進程中的各種背景和聯系。因為對中古以前的文學背景研究,僅靠傳世文獻是遠遠不夠的。處于抄本傳播的時代,文本的不確定性和不全面性對文學背景的了解帶來很大困難,加以傳世文獻有些為當事人篡改,或者在后世流傳中失實,這都需要出土文獻加以補充,其中墓志是最值得珍視的材料。

1. 家族與文學的關系

21世紀以來,文學家族研究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和熱點,但以新出土墓志為主要依據進行研究的成果卻并不多見。實際上,中古社會重視家族傳承,聚族而居,也聚族而葬,因而新出土墓志的重要特點就是家族性,且其中不乏文學家族的墓志。我們試舉盧氏家族為例:中古盧氏定著四房,其中三個支系的文學人物出現較為集中:一是陽烏房盧思道一系,出土了盧承福墓志等多方,這樣由隋代盧思道到初唐盧藏用直至中晚唐盧拱在文學上的家族影響可以進行清晰的梳理。二是陽烏房盧昌衡一系,出土詩人盧士玫、盧載等墓志七十余方,為我們展示了作為望族的文學家族的縮影。三是尚之房盧羽客一系,出土了大詩人盧綸族系的墓志七方,這些墓志能夠解決盧綸的家世、生平以及相關的邊塞詩淵源等重要問題。綜合盧氏三個支系的新出土墓志,聯系該族系人物的文學創作,就能由此典型的個案彰顯中古時期文學家族的特點和家族文學的風貌。諸如這樣的文學家族頗多,最著者有太原王氏家族、清河崔氏家族、河東薛氏家族、京兆杜氏家族、京兆韋氏家族、弘農楊氏家族、武功姚氏家族等等。

2. 政治與文學的關系

新出土墓志中最為重要的墓志是兼政治家和文學家于一身的士大夫階層的墓志。這樣的墓志彰顯出中古文學與政治是緊密聯系、相互影響的,這里我們列舉兩方特殊的墓志加以說明。一是《苑咸墓志》。苑咸是李林甫的心腹人物,傳世文獻對其爭議頗多,而新出土《苑咸墓志》則言:“天寶中,有若韋臨汝斌、齊太常浣、楊司空綰數公,頗為之名矣。公與之游,有忘形之深,則德行可知也。每接曲江,論文章體要,亦嘗代為之文。洎王維、盧象、崔國輔、鄭審,偏相屬和,當時文士,望風不暇,則文學可知也。右相李林甫在臺座廿余年,百工稱職,四海會同。公嘗左右,實有補焉,則政事可知也。”[11]158將其德行、文學與政事融合在一起,表現其異于史傳的另一副面孔,這是墓志表現政治與文學關系的集中體現。二是《上官婉兒墓志》。上官婉兒更是一位頗具爭議的女性,而其墓志的出土不僅有助于了解這位女性在復雜動蕩的政治環境中的立身行事,而且墓志對唐隆政變前后的政治情況做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厘清了史書記載的一些疑竇;同時對上官婉兒家世的記載非常詳盡,突出其父輩和祖輩的政治、學術和文學活動,與傳世文獻比照參證,可以勾勒出上官氏家族從隋代到唐中宗時期的文學傳承情況。

3. 書法與文學的關系

新出土墓志是書法與文學融合為一的實物載體,其表現則有多個層面:一是書法家既撰文又書丹的墓志,書法與文學出于同一主體。如詩人《郭虛己墓志》題署:“朝議郎行殿中侍郎使顏真卿撰并書。”[12]211詩人《李峴墓志》題署:“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撰并書。”[13]220二是文學家撰文、書法家書丹的墓志,不同主體的書法與文學集中于同一墓志。如新出土《王琳墓志》,由徐嶠撰文,顏真卿書丹。徐嶠既是文學家也是書法家,他為妻子王琳撰志,請當時還較為年輕的書法家顏真卿書丹,這是很值得重視的現象。再如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壇領袖的張說的墓志,由當時的文壇冠冕并任工部尚書的張九齡撰文,又由當時八分書名家、朝散大夫中書舍人梁升卿書丹,更是集眾美于一體了。三是書法與文學的交互研究。如唐代書壇出現復古的傾向,與唐詩的復古之風和古文運動的發生過程應該有一定的聯系。就詩而言,杜甫有吟詠顧誡奢、李潮、韓擇木、蔡有鄰八分書的作品多首,稱贊諸人的書法淵源李斯、蔡邕,臻于“蛟龍盤拿肉屈強”、“書貴瘦硬方通神”[14]卷一八,1550-1552的境地,從中透露出杜甫的書法觀念是崇尚復古并追求正宗,這也是盛唐時期文學藝術復古思潮在杜甫身上的反映。就文而言,書體的復古與文體的復古也是相互影響的,一方面因為墓志的性質,要求其文字與書法都要古樸典雅、簡潔得體;另一方面,盛唐以后的墓志逐漸增入散體文句以接近秦漢古文,到了中唐韓愈而臻于極致,這與杜甫所稱道的書家追求復古,崇尚李斯、蔡邕,或許有一定的關系。

三、寫本:中古文學史書寫的載體

寫本出現在東漢以后,刻本出現在唐末五代,所謂寫本是指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古人手寫和傳抄的文獻。寫本是紙張發明以來一直使用的書寫工具和文字載體。新出文獻中的中古文學寫本以敦煌寫本和吐魯番寫本居多,這些寫本不僅提供了文學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是文學傳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此外就是東瀛回傳的寫本,其中以日本各機構所藏最為豐富。這些寫本有些已經被文學史家所采納,有些還處于資料整理和匯集的狀態。

(一)敦煌寫本

20世紀以來的中古文學史研究對敦煌寫本文獻的研究在寫本利用中是最為充分的,尤其以唐五代詞和變文研究取得的成就最大。如《云謠集雜曲子》雖然收的都是無名氏詞,但其內容豐富,語言質樸,感情真摯,形象鮮明,被譽為“倚聲椎輪大輅”。唐代變文自敦煌莫高窟發現以來,無論是整理校訂還是藝術研究,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使唐代這種文類得以全面生動地呈現于文學史園地之中。但總體來說,有關敦煌寫本在文學方面的整理和利用,成就較高的仍在文獻層面,代表性成果如周紹良編《敦煌變文匯錄》,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編《敦煌曲校錄》《敦煌歌辭總編》,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張錫厚編《全敦煌詩》等。諸如《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基于寫本的原生狀態以確定整理的標準,關注文學的發展以進行敘錄的撰寫,突出了“寫本時代”詩集的特點,是精審的文獻整理與深層的詩學探源相結合的示范著作,對唐詩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利用這些成果書寫和建構唐五代文學史的標志性論著較少3 ,甚至在有些文學史著作的編纂中,這些重要的寫本文獻很少被納入其中。因此,將敦煌寫本文獻全面系統地運用于中古文學史研究中,仍然還有很多空間可以開拓,而其中重要的文學類別在于詩、詞和賦。

就詩而言,敦煌寫本的一大宗就是詩歌文獻。“從流傳情況看,它們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已見于《全唐詩》及其他著作的傳世詩歌,另一類是歷代不見披載而僅見于敦煌遺書的佚詩。前一類多屬知名詩人的作品,為研究者所習知,敦煌本具有校勘和考訂的重要價值。后一類則提供了大量嶄新的研究資料,其有助于開拓學術研究領域、增長新知的功效尤為巨大。”[15]2項楚先生的《敦煌詩歌導論》初步打下了這一研究領域的基礎,但總體上看,這類敦煌詩歌僅文人詩歌和王梵志的白話詩得到研究者的較多關注,而諸如佛道詩歌、民間詩歌、鄉土詩歌,仍然沒有在中古文學史上得到應有的地位。因此,這方面的文獻應該是21世紀中古文學史建構所應納入視野的重要內容。

就詞而言,唐五代是詞的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各種因素對詞的起源和詞體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敦煌寫本對詞體文學研究的開拓空間頗大,比如佛教音樂對詞體的影響。P2714《十二時普勸四眾依教修行》第13至16首云:這娘子,年十八,面目端正如菩薩。高堂妙舍伴夫郎,床上追歡悉羅拽。不知僧,在夏月,房舍無屋日炙熱。有甚椽木施些些,如此福田不可說。(大圣)這郎君,英聰哲,斜文疏張帽抄薛。共于妻子入洞房,同杯飲燕相噏啜。不知僧,饑以渴,唇口曹熬生躃烈。若能割減施些些,如此福口不可說。4 很明顯,以上四首勸人修行作品都是長短句式,是按照曲譜演唱的,無論從語詞還是音樂層面,都體現出詞的特性。

再如敦煌歌辭中《五更轉》《十二時》,雖然文辭屬于齊言詩,但是根據一定的曲調傳唱的,應當是詩詞演化時期相互影響的作品。與《五更轉》相關的是《曲子喜秋天》:

每年七月七,此是受夫日。在處敷座結交伴,獻供數千般。今晨連天暮,一心待織女。忽若今夜降凡間,乞取一教言。

二更仰面碧霄天,參次眾星笇(遍)。月明黃昏遍州元,星里賓星笇。回心看起□□,吾得更深九(久)。日落西山睡深沉,將謂是牽牛。

三更女伴近彩樓,頂禮不曾休。佛前燈暗更添油,禮拜再三求。頻(貧)女彩樓伴,燒取玉爐燈。不知牽牛在那邊,望得眼精穿。

四更換步出門聽,直是到街庭。今夜斗不見流星,奔逐向前迎。此時難得見,發卻千般愿。無福之人莫怨天,皆是上因緣緣。

五更敷設了,處分總交收。五個恒俄(姮娥)結交樓,那件見牽牛。看看東方動,來把秦箏弄。黃丁(針)撥鏡再梳頭,看看到來秋。5

這一寫本,任半塘先生定名為《五更轉》,饒宗頤先生《敦煌曲與樂舞及龜茲樂》以為是《七夕相逢樂》,李小榮先生《敦煌佛教音樂文學研究》則定為《喜秋天》之詞調6 。這一組曲子詞用長短句的形式表現了七夕男女乞巧的民俗,同時將禮佛發愿的佛教情懷融入作品中,這也與以后的文人詞有著明顯的不同。

就賦而言,傳統研究主要關注律賦,以《文苑英華》所收唐賦為主,而敦煌文獻中出現的許多俗賦則打開了賦體文學研究的另一視野。盡管如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對這樣的賦體類別已有涉及,但在主流文學史著作中,敦煌寫本俗賦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敦煌俗賦主要有無名氏的《晏子賦》《孔子項托相問書》《秦將賦》《燕子賦》《韓朋賦》《死馬賦》《子靈賦》《雙六頭賦送李參軍》《駕行溫湯賦》《貳師泉賦》《漁父歌滄浪賦》《丑婦賦》《佚名賦》《去三害賦》《茶酒論》《書》,以及文人賦作劉長卿《酒賦》、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等。敦煌寫本之賦至少有四個重要作用:一是呈現了俗賦的新體裁,這種賦體是與傳統的文賦、律賦、駢賦等完全不同的;二是從賦的發展路線看,在典雅的賦體文學發展流變的主線之外,民間的通俗賦體創作仍然流行;三是通過俗賦的考察,可以看出唐五代時期文人賦與民間賦交融之后文人創作俗賦的情況;四是敦煌俗賦與小說、變文的相互影響體現出文體交融滲透的意義,較早的變文校錄著作如王重民等校錄的《敦煌變文集》就收錄了《韓朋賦》《晏子賦》《燕子賦》等俗賦作品。

(二)吐魯番寫本

吐魯番寫本文獻涉及唐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我們研究唐代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文學藝術、民風世俗得以憑借的最為原始的材料。新出吐魯番文獻中還有不少唐代類書的殘片,這些寫本殘片大多是遺佚的類書片斷,也是研究唐代學術與文學關系不可多得的材料。朱玉麒先生甚至將這些殘片定義為“碎片模式”:“在整個中古時期,吐魯番文書不僅具有地域性的意義,更因為它與中原文化的關系,而表現出中國古代文化傳播與接受的通性。其‘碎片模式’在中國文學史新范式的創立中,便具有了不容忽視的價值。”[16]194下面我們舉三個實例加以說明:

1. 薛道衡《典言》殘卷可以進一步考察類書與文學的關系

薛道衡主持編纂的《典言》是北朝時期的著名類書,然因久已散佚而不為后世學者所知,吐魯番出土文書面世后,其中有《典言》殘頁兩紙,彌足珍貴,從中可以看出類書的格局特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典言》的正文部分全部用駢文書寫,而其注釋部分又呈現出用典用事繁復密集的特點。如其所存的殘句“周武之牢籠九縣”、“漢文之光宅四海”以及“文彊德仁,扇枕而溫席;樊鯈丁茂,嘗唾而吮癰”、“嗜指心驚,君仲于是返室”等句,明顯是駢體。而其敘述部分每句都運用典故,在文句的夾注中將典故的出處標出。“這里也可以看到駢文盛行時期,對于類書編纂的影響。反過來,類書的編纂,對于駢文的隸事與詩文的用典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17] 還值得注意的是,聞一多先生在20世紀前期曾寫過《類書與詩》,稱類書是一種太像學術的文學和太像文學的學術,以為初唐時期類書與文學的關系非常密切。而從《典言》殘卷則可以看出,類書與文學在唐以前的南北朝時期就具有緊密聯系了,其時類書的表達方式深受駢文影響,而類書繁復的用事又反過來影響駢文,類書對文學的影響在唐以前側重于文章,唐以后側重于詩歌。

2. 吐魯番出土的唐詩寫本可以考察中古時期西域邊陲的詩歌教育和接受情況

吐魯番出土的唐詩寫本數量雖然不是很多,但卻彌足珍貴。如兒童習字詩殘片[18]356,是唐時抄寫的隋代岑德潤《詠魚》詩,每字抄寫多達三遍,參以吐魯番及和田地區出土的其他五言詩殘卷以及《急就章》《千字文》等蒙學教材,證實中原文學和文化對周邊教育具有很高的啟蒙價值,也反映出唐代吐魯番地區以詩歌作為啟蒙教育載體的教育方式;再如吐魯番出土的唐玄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詩殘片[19] ,說明詩歌通過唐代帝王的提倡,其影響已經到達了西域,這樣的詩歌傳播融會了政治與文學,縮短了西域與長安的文化距離。

3. 吐魯番文書非常有助于邊塞詩研究的深入

吐魯番出土的寫本文書對唐代邊塞詩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如其中所載的多篇家書是研究唐代西域書信文體沿革的重要資料,最典型的是《洪弈家書》[18]16。這是開元七年(719)的寫本,記載洪弈在西州于五月一日發向北庭的行程,描述了其時交通阻隔的情況,也書寫了當時的心理活動。這些內容不僅本身具有抒情意義和文體價值,同時對于研究唐代邊塞詩人的行軍路線,以及邊塞詩所表現的地理環境都有重要的印證作用。再如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馬料文卷有關岑參、封常清、李棲筠等人的記載,為唐代邊塞詩研究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原始實證材料。

(三)日藏寫本

中古寫本文獻除敦煌和吐魯番兩大宗之外,就要數日本所藏的寫本了。尤其到了唐代,隨著中日文化的交流,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回國也運去了大量的寫本書籍,其中不少書籍在中國本土已經失傳而在日本保存下來。如著名的正倉院所藏的《王勃詩序》寫本7 ,具有重要的文體學意義,對詩文的演變和流布研究也價值巨大。就其文體意義而言,正倉院抄本《王勃詩序》共一卷,收文四十一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由此《王勃詩序》可知,這種題材在王勃的詩文中是獨立的。如果追溯這種體裁起源的話,大概要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嚴文體之辨,梁代蕭統的《昭明文選》收錄文體就達三十余種,就中國的文體特點來看,《滕王閣序》屬于“序”體,確切地說屬于“詩序”體。序大體分為“書序”和“贈序”兩類,“書序”起源很早,《周易》的《序卦傳》、《史記》的《太史公自序》、《漢書》的《敘傳》以及《詩大序》,都是書序的體裁,這里不展開論述了。“贈序”的起源較遲,古代為贈別所作之序,稱為“贈序”,這在唐代較為流行;因為餞別時往往有聚集宴會,故而有“宴序”,也屬于“贈序”的一種;有時集體作詩以贈別,集其詩而作序者,稱為“詩序”。“詩序”實則兼有“書序”、“贈序”、“宴序”中各自的某一些特點,是三者融合而成的一種文體。唐代以后在編寫總集和別集分類時,這些文體往往歸入“序”類,沒有再作細致的劃分。只有正倉院公布的王勃的序文總題為《王勃詩序》,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啟發,說明“詩序”是一種文體,但也是唐詩創作過程的一部分,這類詩序是文人的餞別宴會集體作詩結集時撰寫的序言。這種文體有別于一般的書序,因為一般的書序僅對書本身進行評價,并不涉及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作品;這種文體也有別于一般的贈序和宴序,因為一般的贈序和宴序不一定要集體寫詩而編成詩集,如王維《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韓愈《送孟東野序》、柳宗元《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等。由《王勃詩序》關聯到唐代詩序文體,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文體在初盛唐時期非常繁盛,但王勃詩序公布了將近一個世紀,而諸多的文學史研究著作幾無一字涉及。這樣的寫本文獻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古文學史編纂中往往被屏蔽于視野之外,在21世紀的文學史編纂和研究中無疑是要加以利用的。

四、新出文獻與中古文學史的多元敘事

(一)邊緣活力:中古文學研究的空間拓展

傳統的中古文學史研究注重以中原為核心的文學研究,尤其是長安、洛陽等京都文學的研究非常繁盛,而對距離京城很遠的地區如南方的湖南、嶺南等文學的研究則甚為薄弱,至于地處邊遠的荒漠和蠻夷地區,研究狀態也可以用“荒漠”來描述。實際上,這樣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中古時期,中央和地方以至邊疆一直處于交融的狀態,作為中央的中原地區,尤其是政治、經濟也是文學核心的長安和洛陽,體現了文化凝聚的特征,而這樣的文化凝聚并不是局部的和單向度的,而是全局的和輻射狀的,核心地區以外的邊緣活力與文化中心也形成交融和碰撞。因此,中古文學史研究既要注重核心地區的文化凝聚,也要激發中心以外的邊緣活力,諸如敦煌的文學寫本就體現出邊緣的文學活力非常強大。總體而言,因為政治和軍事的原因,敦煌在安史之亂前后接受中原的文學傳播有很大的差異。安史之亂前,流傳到敦煌地區的詩歌甚至是詩集頗多,劉希夷、盧照鄰、陳子昂、李白、高適等著名詩人的詩歌寫本迄今還可見多種,這些作品與當地文化融合,推動了西域地區文化發展,也激活了中原文化的進一步傳播。安史之亂后,敦煌地區為吐蕃占領,河西走廊被切斷,敦煌地區的文化發展受到一定的影響,但文學的交流并不像政治和軍事那樣隔絕和對立。后來,歸義軍統治敦煌,成為敦煌歷史的特殊時期,其文化交流與安史之亂前仍不相同。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很多中原的文學作品在敦煌地區廣泛流傳,晚唐詩人韋莊的名篇《秦婦吟》分別有十余種敦煌寫本就是最好的例證。此外,還有“數量可觀的敦煌民族題材詩歌,不僅延長了兄弟民族交流碰撞的詩史,也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中古時期的民族關系態勢及其影響”[20]87。即便是安史之亂以后,敦煌地區的文學和文化發展仍然具有較強的活力,這也是我們研究文學史所不應忽視的。這里重點列舉長沙窯、碎葉城、交阯三個實例進行論述。

1. 長沙窯

長沙窯出土瓷器所題唐詩是繼敦煌文獻之后發現的唐人題刻唐詩的重要文獻,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與文學價值。這些詩歌主要題刻在瓷壺的流部之下,也有少部分寫在雙耳罐腹部、碟心或枕面之上。筆者曾在《出土文獻與唐代詩學研究》一書中對這些唐詩進行過統計著錄,總共有105首。這些詩歌都沒有詩題,不著作者,體裁有五言詩、六言詩、七言詩,其中五言詩占據絕對大的比例,大概是詩句簡短,便于鐫刻之故。詩歌通俗淺顯,明白流暢,帶有民間文學的特點。我們將這些詩與《全唐詩》中文人作品對照,就會發現這些民間詩歌與文人作品還是有緊密聯系的。

長沙窯瓷器題詩的流傳情況與一般的唐詩流傳渠道是完全不同的。作為詩歌,其流傳具有一定的文化屬性;而其詩又是題刻在瓷器上的,是依附于瓷器而流傳的,同時具有一定的商品屬性。長沙窯瓷器既是內銷瓷,也是外銷瓷,其流傳的范圍應該是相當廣泛的。長沙窯瓷器大量唐代題詩的發現,足證當時長沙的詩歌創作也是空前繁榮的。但從流傳的文獻如《全唐詩》收錄的唐詩來看,湖南一帶的詩人與詩作是非常少的,除了北方南貶的詩人之外,堪稱杰出者唯李群玉一人。這種狀況不僅與長安、洛陽的都城詩壇無法比擬,即使與江淮地區的詩歌創作也不能相提并論。個中原因都很值得探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詩歌民間化的情況,這對于我們從動態方面全方位研究唐代文學史有很大的幫助。

2. 碎葉城

在唐代西域與邊鎮的歷史上,碎葉尤為重要,唐代于此設立都護府,作為安西四鎮之一。作為軍事重鎮,碎葉自20世紀以來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而作為文化和文學交流的重鎮,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才逐漸提上議事日程。

張廣達先生說:“至于胡語文書和圖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許多歷史時空中已經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沒不彰的情節借此而得重顯于世。從此,人們研究漢晉以來歷史,只要有簡牘、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資參證,人們便會逸出文本記載的范圍,不再讓自己局限于傳世文獻……學術研究從此受到文本、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動,氣象日新月異。”[21]總序,3碎葉城與唐代文學的關系極為密切,大詩人李白出生于碎葉城就是最為典型的事例,大詩人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中也有“胡瓶落膊紫薄汗,碎葉城西秋月團。明敕星馳封寶劍,辭君一夜取樓蘭”[22] 一詩。但長期以來對碎葉城所處之地并不確定,文獻記載多有分歧,因而對唐代詩歌難以準確地詮釋,對李白出生地的具體位置也難以確定。到了1982年,在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市西南八公里的阿克·貝希姆古城遺址發現了漢文的石刻造像,殘留文字11行,有“□西副都□碎葉鎮壓十姓使上柱國杜懷□”等字樣。這里的“杜懷□”就是唐代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杜懷寶8 。1997年,又發現殘存漢字6行54字的殘碑9 。托克馬克這些漢文殘碑的發現認定了唐代碎葉古城的確切位置,也為唐代文學的實證研究提供了無可移易的實證材料。因此,要研究碎葉對文學的影響,也必須逸出文本記載和傳世文獻的范圍,拓展到考古發現所呈現的實物和圖像文獻。

3. 交阯

交州地處當今的越南河內,唐代隸屬安南都護府,屬于內地。其文士在唐學習和獲取科名,與當時的兩浙、兩廣無異,而與新羅、高麗、渤海等不同,往來和仕宦于內地都較為自由。但因為唐代交阯處于邊遠之地,文學文獻保存有限,因此歷代沒有受到關注。但我們網羅傳世文獻和新出資料,還是能勾勒出交阯這一唐代東南疆域文人的產生、文學創作和傳播情況的。就文人而言,交阯就有本土文人姜公輔、廖有方、杜英策等,流寓文人則有杜審言、沈佺期以及曾為安南都護的高駢等;就作品而言,留存到現在的唐詩也有不少,如杜審言的《旅寓安南》詩:“交趾殊風候,寒遲暖復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開。積雨生昏霧,輕霜下震雷。故鄉逾萬里,客思倍從來”[22] ,可謂是與中原地區完全不同的風物呈現。更為重要的是,2006年1月西安碑林博物館在西安東郊征集到一方唐代墓志,墓志主人是中唐著名詩人廖有方10 。這篇墓志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跡的諸多信息,對于研究詩人的名字與籍貫、科舉與仕宦、婚姻與家庭、交游與經歷等情況具有重要價值,而且涉及多個政治事件,有助于我們對中唐政治背景的認識。墓主為交州人,墓志對了解與研究南裔人物在唐代的進身出處、家族遷移等都有較大的啟發意義。

(二)女性書寫:性別文學敘事的另類視角

已有的中古文學史敘事中女性書寫這樣的性別文學是相當缺乏的,除了像《木蘭詩》這樣的樂府詩以及像花間詞側重表現女性的生活情感外,并沒有像宋代李清照這樣的女性文學大家,因此文學史的敘事中,性別文學是相當缺乏的。而新出文獻則提供了豐富的性別文學材料,為中古文學史的敘事提供了另類視角,這就是眾多女性墓志的出土。這些墓志上起宮廷女性,下至普通婦女,數量繁多,很多墓志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甚至還出現了多方女性文人撰寫的墓志。

就宮廷女性而言,新出土的《上官婉兒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傳記。無論是政治的沉浮、歷史的進退,還是家世的顯榮、個人的升降,都通過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現出來。又因為上官婉兒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寫作的特殊環境,墓志所用的曲筆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種曲筆和史書敘事的“春秋筆法”相似,是墓志尊體的需要,也是為死者諱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較為常見,這種“春秋筆法”也表現出超越一般史書的特殊性。同時,墓志書寫過程注重文學表現,能夠運用駢體構建文章格局,通過細節彰顯人物性格,重視錘煉語言文字,成為一篇富有文學內涵的政治人物傳記。再如唐代詩人李澄霞墓志,墓志名稱為《大唐故淮南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為其夫封言道所撰。墓志記載她涉獵文史并擅長作詩:“到于經史,無不游涉。須有篇會,援筆既成。嘗□□□,公主等等侍宴奉上壽。仍令催酒唱歌詞,公主隨即作歌唱云:‘今宵送故,明旦迎新。滿移善積,年來慶臻。院梅開花,襲蕊檐竹。挺翠含筠,二圣歡娛。百福九族,獻壽千春。’又于洛城門陪宴,御制洛城新制,君官并和,亦令公主等同作。公主應時奉和云:‘承恩侍奉樂嘉筵。’凡諸敏速皆此類也。”[23]77這段文字呈現出初唐時期宮廷詩創作的具體環境,也說明宮廷女性在朝廷詩歌唱和的場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就普通婦女而言,新出土的婦女墓志是了解女性社會最為原始也最為豐富的文獻,要了解中古時期女性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非讀這些墓志不可。同時,這些墓志作為一種文體,也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從墓主身份上來說,又有妻、妾、室女、宮女等多種類型,其形象的表現往往會有所不同。妻子墓志注重家風和德行,姬妾的墓志注重姿色和才藝,室女墓志注重情感的表達(室女墓志多為早逝者)。宮女墓志則是特殊的類別,雖然程式化嚴重,但也不乏文學色彩較濃者。還有特殊的墓志則集姬妾和女道士為一體,如李德裕為其妾所撰《滑臺瑤臺觀女真徐氏墓志銘并序》:“惟爾有絕代之姿,掩于群萃;有因心之孝,合于禮經。其處眾也,若芙蓉之出蘋萍,隨和之映珉礫;其立操也,如昌花之秀深澤,菊英之耀歲寒。儀靜體閑,神清意遠,固不與時芳并艷,俗態爭妍。嗟乎!崖谷之蘭,植于庭則易朽;江潭之翠,馴于人則不久。豈天意希奇,芳于近玩,不鍾美于凡情?淑景鮮輝,掩陰氛而遂翳;良珪粹質,委埃塵而忽碎。無心所感,況在同心。殘月映于軒墀,形容如覿;孤燈臨于帷幔,音響疑聞。冥冥下泉,嗟爾何托?”[24]2114志文以第一人稱敘事,用駢儷華美的語言贊美了徐盼美艷脫俗、掩于群萃的外貌和良珪粹質、合于禮經的品行,也透露出對徐盼早逝的深沉哀悼之情。

唐代女性文人撰寫的墓志很少,筆者所見有三方:一是2001年出版的《偃師杏園唐墓》在其附錄中影印了《李全禮墓志》,題署:“妻滎陽鄭氏慈柔撰。”[25]290二是《唐代墓志匯編》所載的《何簡墓志》,題署:“妻隴西辛氏撰。”[24]1540三是傳世文獻宋洪邁《容齋五筆》卷二所載的《唐曹因墓銘》[26] ,為其妻所撰。《李全禮墓志》文學價值尤高,全篇用散體行文,敘述李全禮一生的事跡非常清晰,并在經歷的描述中突出其“潛文不顯,武藝優長”的特點。言其武功曰:“陳武事,布軍容,鼓角雷震,旌旗彗云。匈奴退散,無傷一人”;繪其形象曰:“身長六尺四寸,素膚青髭”,身材魁梧,面色威嚴,指揮作戰,勝券在握。最后寫出自己的哀傷,從中也透露出撰志的緣由:“公無副二,嫡子早亡。奠馬引前,孝婦輪后,白日西下,寒云東征,嗚呼哀哉,瘞我良人于此下。”這樣的墓志情感真摯,文筆曉暢,出于女性之手,在唐代無論是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中,都堪稱“景星一見”之作。

(三)家族傳承:中古文學譜系的特別建構

研究中古時期的文學家族與家族文學,是中古文學史構建的主要內容。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士族統治的時期,重要的文化家族由此形成。這些家族因為勢力強大,也左右著朝廷的政治導向,其中還出現了傳承數百年的文學世家。到了唐代,由于科舉制的興起,門閥士族的勢力有所消減,但重要的士族仍然借助文化傳承的優勢和科舉結盟,在社會上具有很大的聲望和影響,這又以山東士族和關中士族影響最大,而這些較大的文化家族也具有文學傳家的特點。

即如關中士族的京兆杜氏,淵源于東漢時期的杜周,到了晉代的杜預,其武功文事都鼎立當時并影響后世。到了唐代,京兆杜氏產生了眾多的文學家,其中以杜甫、杜牧兩個族系最為顯赫。新出土文獻中,有關這兩個族系的資料很多,直接和間接有關杜甫的墓志多達二十余方,其中杜甫叔父杜并的墓志更為研究大詩人杜審言和杜甫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家世文獻。杜牧一系出土了杜佑所撰《密國夫人李氏墓志》、杜佑子杜式方夫婦墓志、杜佑孫杜陟墓以及杜悰長女墓志共五方。之前研究杜甫、杜牧僅僅是以老杜和小杜作為兩者的聯系,而通過新出土文獻,可以從家族譜系傳承的角度將兩位大詩人結合起來進一步研究。

再如山東士族的太原王氏,影響中古文學發展進程者有三個族系:一是王通、王績、王勃一系,二是王之渙一系,三是王維、王縉一系。我們以前研究初盛唐文學,并不很注意其家族的傳承,而從新出土墓志中,卻可以找到這三個族系相互聯系和傳承的線索。這三個族系共出土墓志二十余方,僅王之渙一族就出土九方,而王之渙夫人李氏墓志就是王縉所撰。在傳承過程中還可以看到各族的特點,如《王洛客墓志》記載他與詩人王勃同隱黃頰山的經歷,參以大儒文中子王通和詩人東皋子王績的隱居,后來又有王維的隱居,可以概括出太原王氏這一家族譜系都較為崇尚隱逸的特點。從新出文獻的視角研究初盛唐文學演進,太原王氏家族就是一個縮影。

(四)體制演變:文學本位研究的重新審視

長期以來,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和編纂所依據的文本主要是總集和別集,盡管這些集部文獻是最重要的主流文獻,但往往經過了后世文人重新編纂,對詩文體制的定位是模糊的。而出土文獻或東瀛回傳的新文獻能夠在文體定位方面提供新的認識,比如日本尾張國真福寺所存唐寫卷子本《翰林學士集》原目殘卷:五言侍宴中山詩序一首奉敕制并御詩五言遼東侍宴臨秋同賦臨韻應詔并同作三首并御詩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同賦光韻應詔令同上九首并御詩五言侍筵延慶殿同賦別題得阿閣鳳應詔同上三首并御詩五言七夕侍宴賦韻得歸衣飛機一首應詔五言侍宴延慶殿集同賦得花間鳥一首應詔并御詩五言侍宴沙柵宮賦得情一首應詔五言后池侍宴回文一首應詔五言奉詠棋應詔并同上六首并御詩而具體詩題與題署則如:四言奉陪皇太子釋奠詩一首應令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行太子右庶子弘文館學士高陽縣開國男臣許敬宗上

《翰林學士集》殘卷紙本長701厘米,寬27厘米。日本學者森立之作《解題》稱:“是書洵為初唐舊帙,近日詩家罕并其目知者,真天壤間僅存之秘笈,零圭碎譬,尤可寶惜。”該卷背面抄德宗貞元間圓照編《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五。據日本學者研究,此卷書寫的時間當在唐德宗以后11 。

這一詩歌殘卷至少提供了兩個方面的信息:一是呈現出初唐時期宮廷詩創作的盛況與相關的環境信息;二是每一詩題都標明“四言”或“五言”,清楚地再現了初唐時期詩歌體制的原貌。從這里可以看出,唐詩發展的初期是在重視體制的基礎上逐漸形成詩歌規范的。這在傳世的唐代石刻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如石淙集會詩題刻,每首詩題前明確標明“七言”,現在各種巖洞石刻如桂林朝陽巖的唐代摩崖題詩也是如此。而這些詩歌收入別集或總集中,體制就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不僅詩歌如此,從新出土的中古石刻尤其是碑志文中,也可以看出文章體制的變化。新出石刻除了正文文字之外,還有特定的題署等內容,這是文章組成的重要部分。但這樣的題署在南北朝至初唐時期是非常罕見的,盛唐以后逐漸出現,到了中晚唐時期,題署文字繁復,諸多信息呈現出來。這樣的碑版文章的完整體制才是唐代碑志文的真面目,而編纂到作者的別集中,就隱沒或刪削了這些信息,也就部分泯滅了此類文章的體式特點。而我們以前的文學史研究對這一點一直是忽視的。挖掘這些特點才能進一步了解中古文學的民族特色,而這一特色也是西方文體意義上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大類區分所涵蓋不了的。對于文體之間的關系,新出資料也提供了很可貴的線索,如就唐代墓志而言,還可以看出有些是銘與詩的結合,有些是序與詩的結合,有些是序與銘的分離,文體的滲透和風格的變化都很明顯。

五、結語

文學史的書寫與建構是中古時期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一個世紀以來文學史研究取得顯著成就的標志,以至于自20世紀后半期以來形成了讀書的文學史時代12 ,但這樣一個時代也出現了文學史研究的弱點、盲點和歧見。中古時期是文學發展的特定時期,這一時期紙張的發明和書寫工具的改變引起了文學形成和傳播的巨大變化,又在印刷術普及之前呈現出寫本文獻最為繁盛的局面。就寫本文獻而言,中古時期的寫本主要有敦煌寫本、吐魯番寫本和東瀛回傳寫本,這些文獻成為中古文學史書寫的重要載體。同時,中古時期石刻文獻的大量出土,也給這一時段的文學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內涵。石刻文獻的最大宗是墓志,墓志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是當時人撰寫并鐫刻于石上的人物傳記。對中古文學而言,詩人墓志、自撰墓志和鴛鴦墓志在形象塑造、敘事抒情和創作過程方面有更加細致的呈現;相較于傳世文獻,新出土墓志更能突出文學背景的呈現,能夠以原始的實物形態和文字形態反映唐代家族文化的特點,集政治家和文學家于一身的士大夫階層的墓志,則是政治與文學關系的集中體現;墓志又是文學和書法的結合體,有時文學思想和書法思想的一致性也能表現文學發展的走向,比如盛唐以后墓志書體的復古與文章的復古是緊密相關的,這也為中唐古文運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中古文學史書寫的一個重要途徑是要從單線思維轉向多元化敘事,要注重文學中心的凝聚與邊緣活力的關系,關注中古文學中的女性書寫以展現文學發展的特殊路徑,通過文學家族傳承的梳理構建中古文學的家族譜系,加強文學體制演變的研究以對文學本位研究的定位進行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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