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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19 09:48

自從新歷史主義誕生之后, 縱觀國內外有大量相關的著作和論文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剛產生幾年內的研究可謂是熱火朝天, 各種相關的文稿、論文集, 還有相當一部分專著撲面而來。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 雖然研究熱度逐漸退卻, 但是仍然還有不少研究者對其做著更為深入的研究。面對這些研究, 我們不難發現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新歷史主義作為文學批評的宗旨和立場出發, 結合新歷史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元典著作對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重要問題做一個梳理和研究, 從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方法的角度, 盡可能還原和廓清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的基本理論和觀點的原本面目。

一、追蹤理論淵源———袪魅

新歷史主義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英美文學界和文化界, 它是在70年代末已經初露端倪, 而后在文藝復興研究領域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從文學發難的批評和闡釋方法, 自身并沒有清晰的理論框架和理論體系, 涉及到諸多學科門類, 具有跨學科性、多文本對話性, 其概念、范疇、術語等都比較復雜。面對新歷史主義如此駁雜紛亂的理論沖擊, 當前有的研究脫離了文學文本, 忽視了新歷史主義原本作為文學的批評方法產生的這一本源, 迷失于諸多學科繁雜而混亂的理論自我設置的語言牢籠之中, 把新歷史主義消解于其他人文學科的研究之中。還有的研究忽視了新歷史主義產生的前后理論淵源關系, 不自覺地將其玄學化、神秘化、片面化, 猶如盲人摸象, 不能查其前觀其后, 從整體上把握新歷史主義批評特色。其實新的理論的產生都有其產生的理論淵源, 新歷史主義并不是看起來的那么玄學, 當我們把它放到20世紀整個西方文論發展歷程的大背景中, 我們就會發現它的很多觀點都是在之前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生發而來, 或者繼承發揚或者反對批駁。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理論觀點就像鏈條上的一個個環扣, 彼此之間都有著內在的聯系性。因此, 對于新歷史主義的研究, 在方法論上我們既要拋棄玄學論, 又要摒棄局部觀, 注重清查其來龍去脈以及前后的理論淵源關系。這就需要我們在研究新歷史主義的時候, 必須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把它放在整個20世紀西方文論發展的鏈條中瞻前顧后, 既能深入于其中又能超脫于之外。

具體來看, 從20世紀20年代前后的俄國形式主義, 到20、30年代的布拉格學派, 再到30、40年代英美新批評, 到50、6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批評, 到70年代的解構批評, 西方文論一路沿著文學內部研究的方向, 強調文學的本體論而展開:俄國形式主義研究文學語言的“所指”和“能指”;布拉格學派解釋“隱喻”“轉喻”, 尋找“文學性”這個靜止的文學觀念;新批評則用“細讀”法, 研究“含混”“復義”, 關注“意圖謬誤”和“感受謬誤”;結構主義認為不管是文學文本和非文學文本還是任何與語言有關的都含有相對固定的結構模式;解構批評雖然試圖解構結構主義在文學文本和非文學文本中所建立起來的“宏大結構”“深層模式”以及傳統歷史主義中的“宏大敘事”, 然而解構批評并沒有擺脫形式主義以來的“語言游戲”的牢籠。至此可以看出, 從20年代俄國形式主義的產生到布拉格學派, 到英美新批, 到法國結構主義, 一直到后結構主義 (解構主義) , 形式主義理論一路狂飆突進, 不論建構還是解構, 有關語言的文學內部研究近乎達到了極致, 不僅窮盡了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 更是耗盡了其批評方法和文學觀念本身, 使得文學批評日益偏離“歷史”、偏離文本之外的世界, 逐步駛入了一個純形式的文本世界, 以致文學完全淪為了語言的囚徒, 與人類生活的真實歷史場景近乎完全隔膜, 進而歷史、社會、文化都在其互文性的“語言游戲”中變成了無意義的碎片。歷史的車輪轉到了當下, 乘著解構主義思潮的東風, 處于后現代知識氛圍中的批評家們, 繼承了后現代思想的積極成果, 使得新歷史主義從一開始便體現了對上述文學批評趨勢決絕反叛的姿態。新歷史主義就是以反抗舊歷史主義、清理形式主義的姿態, 登上了歷史舞臺:一方面新歷史主義把“歷史”重新引入文學批評, 提出“歷史轉向”“回歸歷史”, 但又拋棄舊歷史主義的機械反映論和傳統的大歷史觀, 這是對過去舊歷史主義的反抗;另一方面新歷史主義指向文學外部的研究, 重新注意到文學與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系, 從而打破了文學研究的封閉性, 這就構成了對俄國形式主義以來的文學內部研究的清理。因此, 正是這雙重反叛, 使得新歷史主義從莎士比亞時代中走來。然而它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實踐, 卻又不僅僅拿文學說事, 又涉及到文化、歷史、政治、經濟、人類學、心理學等等非文學文本, 雜糅解構主義、東方學、西馬、女性主義、后殖民、后現代等等理論內容。如上所述, 在整個西方文論的大背景中, 我們不難發現新歷史主義的產生是對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狹隘文本研究的學術性糾偏, 同時也是對舊歷史主義的歷史機械反映論和客觀決定論的主體性反叛。新歷史主義以挑戰者的姿態出現, 對既往理論既有批判和反駁又有繼承和發展。因此, 新歷史主義的理論觀點異常駁雜, 理論來源也豐富多彩, 我們必須把新歷史主義放在一個西方文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既不能盲目崇拜其深奧的文字游戲, 又不能想當然的主觀臆測, 使其失去其原本的宗旨和面貌。

二、文學批評中的“文本性”和“歷史性”

新歷史主義有一個大前提, 即它是以一個新的文學批評方法的姿態進入了人們的理論視野。因此它對歷史、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權力的研究, 都是將其建立在具體文本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的, 即新歷史主義的種種批評理論, 都脫離不了文本。文本, 是指書面語言的表現形式, 從文學角度來看, 通常是指具有完整、系統含義的一個句子或多個句子的組合。狹義的“文本”是指由語言文字組成的文學實體, 代指“作品”, 相對于作者、世界構成一個獨立、自足的系統。廣義的“文本”, 是任何由書寫所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新歷史主義認為文本是文化和歷史的產物, 對文本的閱讀和闡釋必須聯系文本產生的文化和歷史這些相關因素。同時在分析和闡釋文學文本的時候, 新歷史主義又把文本泛化, 把歷史、文化也當做各種不同的文本來對待, 它們是不同于文學文本的非文學文本 (社會性文本) 。新歷史主義終究還是一個文學批評, 它的兩個重要的理論支撐點就是“文本性”和“歷史性”觀念。新歷史主義在“文本性”和“歷史性”的基礎上, 使得各種不同文本之間在共時的層面上展開了對話和交流, 從而賦予了文學文本新的意義和內涵。

針對文學與歷史的關系研究而言, 格林布拉特是從新歷史主義作為文學批評出發, 考察文藝復興時期“自我塑型”對文學的影響, 把文學還原到原來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 進而主張重寫文學史。他認為文學應是人性重塑的心靈, 將文學看成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需要探究歷史中的文學以及文學中的歷史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新歷史主義看來, 歷史原本就是一種社會存在的物質載體, 新歷史主義就是試圖探討“文學文本周圍的社會存在和文學文本中的社會存在。”[1]如果把社會存在理解為社會、歷史、或者說更大范圍的文化, 那么我們就能更加明晰為什么格林布拉特本人認為“文化詩學”比“新歷史主義”一詞, 更能貼近這個流派的特征。格林布拉特所認為的“文化詩學”, 即是“探究不同類型的文化實踐的共同形成, 追問這些實踐之間的關系。……了解文化的目標以及表達與實踐是如何獲得支配性力量的。”[2]為此, 他提出其文學發生學的兩個基本概念:“社會能量” (social energy) 與“協合” (negotiation) 。格林布拉特認為保存在文化文本中的各種社會能量正是通過不同層次的協調活動[“流通” (circulation) 、“交換” (exchange) 、“挪用” (appropriation) 、“購買” (purchase) 等等], 最終整合成一部藝術作品。[3]“社會能量”與“協合”的理論, 強調了非文學文本在文學解釋中的重要性, 從而強化了逸聞軼事作為文本蹤跡和“一抹真實”在文學研究中的地位。因此格林布拉特在自己的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實踐中特別強調“逸聞主義”,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學研究轉向了歷史逸聞, 這既是對文學文本自身研究的超越, 又是對把文學文本放在整個文化氛圍中來研究的回歸, 與格氏的“文化詩學”不謀而合。

新歷史主義代表學者之一海登·懷特在《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和《歷史主義、歷史與修辭想象》等文章中指出歷史是一種詩意的、虛構的話語, 對它的闡釋則是修辭性的。海登·懷特不是從文學中去考察歷史對文學的影響, 而是站在考察歷史的角度研究歷史文本。他認為歷史文本本身就是一種敘述, 是一種主觀性的文本, 而這種文本和“詩性的”、文學的文本一樣, 有著詩意性和虛構性。在此基礎上, 懷特在《新歷史主義評論》中提出了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詩學”[4]的概念。懷特的出發點是研究的歷史, 他特別強調歷史文本中的歷史意識、闡釋框架和語言以及詩意的想象和合理的虛構。在懷特看來, 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最嚴肅的歷史文本也充滿了文學的想象力。因此懷特認為不可能有什么真的歷史, 歷史的思辨哲學編纂使歷史呈現出歷史哲學形態, 并帶有詩人看世界的想象虛構性, 即他認為歷史學家在努力理解支離破碎和不完整的材料所產生的意思時, 必須借用科林伍德所說的“建構的想象力”, 因此“歷史是象征結構、擴展了的隱喻”[5]:“新歷史主義是一種注重文化審理的新的‘歷史詩學’, 它所恢復的歷史維度不再是線性發展的、連續性的, 而是通過歷史的碎片尋找歷史寓言和文化象征”。[6]因此, 當人們解讀歷史文本的時候, 就需要具有相應的判斷力、想象力和創造力, 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也因之染上了美學成分”。[7]于是, 對于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來說, “闡釋歷史與歷史修撰, 歷史與歷史書寫似乎已變成一回事了。”[8]

另一位著名的新歷史主義批評家蒙特洛斯為新歷史主義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文本的歷史性” (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和“歷史的文本性”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ies) [9]。這個命題被新歷史主義的研究者廣泛接受。“文本的歷史性”是指無論文學文本, 抑或是非文學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會歷史性, 都是特定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體制、階級、經濟等的產物, 即所有的寫作模式和閱讀模式都具有歷史具體性、都含有社會和物質的植入, 因此對任何文本的闡釋和解讀, 都不可能是純形式的、封閉的, 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社會歷史性。“歷史的文本性”, 指的是人們只有憑借保存下來的文本, 才能了解歷史, 了解過去的社會生活。蒙特洛斯指出人們再也無法回到“完滿”的過去或者“本真”的歷史狀態, 重新拾回那個已經生活過了的真真切切的物質存在, 因為社會上有幸留存下來的文本蹤跡已經對所謂的純粹的、真實的歷史做了種種調劑。[10]于是, 人們只有依靠文本性的歷史和人文學著作自己的敘述和修辭形式, 才能得以接近那些過去或者陌生的“歷史”和“文化”:“我們只有通過預先的 (再) 文本化才能接近歷史”。[11]由此來看, 歷史的不斷重新書寫和重新建構是一種必需和必然。[12]當人們依據文本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 (選擇性地保留和抹去物質存在的痕跡、或者在物質和意識形態中勝出物質存在的痕跡) , 進行撰寫歷史的時候, 文本則成了闡釋歷史的一個媒介。新歷史主義認為任何一個文本都是歷史的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不僅僅是歷史的反映, 而是積極主動地參與了歷史的構成, 成為了塑造和建構歷史的一個能動力量。文本充當闡釋歷史的媒介所具有的闡釋空間的無限可能性則賦予了文本參與歷史建構的某種能動性。正是這種能動性和建構性, 使文本和被闡釋者 (歷史) 之間具有了一種對話 (包含協商) 關系。新歷史主義中“歷史的文本性”, 又將文本視為文化系統中的共時文本, 代替了文學史意義上自足的線性文本, 即在共時性時態中展開不同歷史時代的文本對話和交流, 這就打破了文學話語和歷史話語之間的傳統隔閡。如前所述, “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是同一個命題的互為條件、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二者之間是一種互相撕扯的張力制衡的關系。文本和歷史語境之間的關系也由此成為了一種動態的互相參與和互相建構關系。在這里文學和歷史, 已經不是“前景”或者“背景”的關系, 而是相互交融的、不可分割的“血”和“肉”之間的關系。正是如此, 新歷史主義者自己也宣稱他們研究的是歷史中的文學和文學中的歷史。[13]因此, 新歷史主義正是從文學革命根據地發難, 在“文本性”和“歷史性”的基礎上對文學文本進行重新闡釋, 期望在文學批評中全面打開歷史文本, 從而指向更廣闊的文化批評, 實現在各種不同的文本基礎上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和交流。

三、批評特色:權力、對話、跨學科的文化分析

“新歷史主義 (New Historicism) 是誕生于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學界的‘新’的文學批評方法, 一種對歷史本文加以重新闡釋和政治解讀的‘文化詩學’”。[14]這句話揭開了一條貫穿本文的重要線索, 那就是新歷史主義“是一種文學批評方法”, 即它是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詩學”。新歷史主義中的“文化詩學”認為文化和歷史本身就是一系列帶有文學性的文本, 我們把這些共時態的文本打開, 可以讀出權力、政治、身份、地位、意識形態、歷史、社會等各種不同話語的動態碰撞、協商和交流。新歷史主義到底是什么, 是文化學、歷史學、人類學、哲學、經濟學、符號學等等, 亦或什么都不是, 亦或什么都是。新歷史主義是作為一個“新”的文學批評的“詩學”研究, 在一個“文學批評”的概念下, 新歷史主義卻顯得如此紛繁駁雜, 這主要是它的理論資源以及批評特色決定的。新歷史主義在形成的過程中受到新馬克思主義、后結構主義、新解釋學、文化人類學等批評流派的影響, 特別是受到傳統新歷史主義和各種形式主義的塑造。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論宣稱每個時代的話語都具有該時代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性, 這些話語由于其權力地位而成了慣性話語。統治者設法誘使被統治者或者讀者不自覺地認同了這種話語 (文本) , 即被統治者或讀者不自覺地認同了統治階級的利益 (文本內涵)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對癲狂、欲望、壓抑、知識話語、權力交往等方面進行歷史探索, 構建了他關于處理歷史中的斷裂、缺陷和消解權威、重構歷史文本的思想。新歷史主義受到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論以及福柯的歷史觀、權力、話語觀念的深刻影響, 將文學文本的解讀納入到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之中。新歷史主義也是在解構權威、解構理性, 消解連續的歷史, 張揚主體性, 排斥歷史決定論, 反抗顛覆論, 探究文學文本中蘊含的意識形態。“新歷史主義對歷史或者文學文本的具體分析大多數集中在作為意識形態的手段或產品的文本與既在社會秩序或權威的兩種根本關系形態:鞏固和破壞。”[15]新歷史主義強調文學作品的意識形態性, 認為文學作品既要顛覆這種意識形態性, 同時還要配合主導意識的無意識。換句話說, 它強調了一部文學作品不但具有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顛覆作用, 而且同時又具有對這種顛覆作用的抑制功能, 這種顛覆和抑制動態地于同一部作品之中, 這其中體現出了權力在文本中的隱秘作用。新歷史主義批評是在歷史語境中考察文學, 而這里的歷史, 包括社會, 甚至整個文化氛圍。在這個“文化詩學”的語境中, “權力關系”構成了其軸心概念。其實新歷史主義正是通過描述文學文本與權力的關系, 來對文本和歷史進行重新闡釋和再闡釋, “新歷史主義是一種將權力關系作為所有文本的最重要的語境而置于優先地位的批評和解釋模式。作為一種批評實踐, 它將文學文本視為權力關系得到實現的可視化空間。”[16]新歷史主義關注文學和權力關系的復雜性、互動性和滲透性, 通過對歷史、社會、文化語境中的文本化世界的解釋, 重新審視政治話語、權力操縱、等級秩序的參與協作, 從而揭示了文學作品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配合共謀”的、互動的深層關系, 將以往舊歷史主義批評中占統治地位的歷史發展模式的“進步論”的宏大敘事, “代替為以權力為中心的另一種宏大敘事”。[17]由此, 新歷史主義“解構”和“瓦解”官方歷史和大寫歷史, 強調和重視非官方的野史、稗史、逸聞軼事、偶然事件、零散插曲等, 特別關注邊緣、非主流、少數話語, 往往以一種邊緣的姿態來對抗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

新歷史主義是采取對話的形式, 來實現文學作品與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力互動關系的闡釋。新歷史主義的話語和文本思想, 受到了后結構主義的強烈影響。眾所周知, 后結構主義將一切形式的話語都稱為文本, 并且認為文本是一系列永遠在互相碰撞的符號。在新歷史主義批評中, 文本和話語的內涵不自覺地承接了后結構主義的泛化表述。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中, 各種文本皆有“對話”的特質, 這就意味著文本具有多元的、獨立的, 經常是互為沖突的不同的聲音。新歷史主義批評家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采用了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和系譜學的觀念, 注重文學文本和歷史文本, 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之間的對話、碰撞和交流。新歷史主義的“歷史”不是單一的、大寫的歷史, 而是小寫的、復數的“諸歷史” (histories) 。其“歷史”不是既定完成性的, 而是一個開放的對話過程。在歷史文化語境中, 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 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 共同參與了歷史與文化的書寫和建構。這些文本又是不同的話語, 話語與話語之間展開了對話, 進行協商、商榷, 最后達到了“配合共謀”的結果。因此, 新歷史主義認為文本的意義是各方話語“談判”后形成的“協議性”產物, 對它的闡釋是一種多聲部、社會性和對話性的文本闡釋, 即“在文本和文化的闡釋中, 存在的不再是一個聲音, 而是許多種聲音:我們自己的聲音、那些別人的聲音、那些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聲音”。[18]這種文本的闡釋是多聲部的社會性對話, 既有讀者 (闡釋者) 和文本的對話, 又有讀者、文本和其他文本的對話。這就是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在一定的文化交往的語境中來闡釋文本意義的典型模式。同時, 在新歷史主義看來話語的含義非常廣, 既包括各類文字作品、文學和藝術, 也包括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 而各種不同的話語又形成了文化。新歷史主義把文本視為處于文化中的話語, 又把文化中的其他話語視為不同的文本。由此, 新歷史主義跨越了藝術性產品和其他種類的社會產品或社會事件的界限。于是在文化中處于不同學科的不同文本, 相互之間展開了對話。人類學家格爾茲認為文化是由各種獨特的指意系統構成, 一個特定社會的產品或事件中的慣例、代碼、思維模式及其對文化發生的作用。新歷史主義也深受格爾茲的影響, 采用“厚描”的手法, 企圖把文學文本放在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中來探討文學文本和非文學文本的共生共謀的關系。這就使得新歷史主義批評具有了跨學科的特色。此外, 新歷史主義本身具有后現代主義的激進色彩, 又處在一個文化批評盛行的語境中, 所以新歷史主義由于自身特質以及外在氛圍影響, 它一開始便具有跨學科、跨門類的批評特色。新歷史主義涉足到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文化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等等學科范圍, 試圖跨越各門學科之間的鴻溝, 在泛化話語和文本的層面上, 牽手各門學科, 進行對話和交流。這也為現代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研究范式, 那就是“跨界研究”。跨界研究在近年來風生水起, 各種不同門類的跨界研究撲面而來, 不得不說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的當代價值的一個體現。

四、新歷史主義與審美

80年代當后現代主義甚囂塵上的時候, 新歷史主義則是從文學批評中孕育出來, 以其先鋒性和革命性充當馬前卒為時代搖旗吶喊, 在張揚“主體”“歷史”和“意識形態”中, 用詩性的跨學科的對話和交流來重新書寫歷史和文化, 以此來回應后現代主義的激進成果。因此, 新歷史主義是研究文本結構的建構和解構的一個不可繞開的一環。作為一個新的文學批評的產生, 則不能脫離文學文本。如果脫離了文學文本, 而滑入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研究, 這個有悖于新歷史主義作為文學批評的初衷。新歷史主義本身是作為一個文學的批評方法而存在, 也可以作為一個角度、一個立場介入到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研究的范圍中去。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跨學科的文化分析, 但不是無止境地跨———跨得迷失自己、失去自我。無論新歷史主義如何發展和應用, 都不能脫離文學文本這一領域。但是有人由此認為新歷史主義不能脫離審美, 在筆者看來, 其實新歷史主義對文學文本的批評與審美并沒有必然的、直接的相互聯系, 把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和審美相聯系, 只不過是持有文學的真善美理想的解讀者的一廂情愿的想象而已。所以正如格林布拉特對傅潔琳博士的回復:“我很同意你的觀點, 歷史環境、政治、階級等等的確不能概括藝術家所能夠表達的一切。至少在我看來, 在藝術家內在的生活和人們所生存的社會、歷史的環境之間有著巨大的間離, 這些有時似乎對我造成了某些誤導。你所感興趣的藝術的維度———情感的、理想的和解放的因素———當然是存在的, 并且實際上非常重要。但是,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 至少在我受教育的時期里, 英美形式主義與此有很大的不同。我很懷疑, 在你的文學訓練過程中, 這些生命真實的維度是完全自主的, 好像歷史就是一種裝飾性背景, 某些東西被禮貌地認可, 然后就被遺忘了。我反對這種遺忘。”[19]格林布拉特的觀點很明確, 就是所謂的審美在文學中并不是自主存在的, 而是后人在闡釋文學文本時強加給文學的一個美好的想象, 而正是這種所謂的審美的想象的存在, 才使得與文學相互建構的歷史被懸置了, 被視而不見, 或者說被禮貌性地加以粉飾了。這種粉飾向人們遮蔽了文本本身想向人們傳達客觀世界的真實面貌。因此也可以看出, 新歷史主義強調的歷史是文學文本之外的世界, 強調的是文學之中和文學之外的客觀存在, 不加任何修飾色彩的歷史和社會的存在。故它在進行文學批評實踐的時候, 摒棄了人們因自我救贖而強加于文學的真善美的想象。真善美的文學批評指向是人們的一種靈魂渴望美好歸宿的向往, 可以作為一種批評理想或者主旨來指導文學批評, 但不能由此規定文學的價值和意義的最高理想就是必然如此, 這是對文學本身傳達出來的客觀世界本來面貌的無視, 甚至是粉飾, 這也正是對文本所傳達出來的真實歷史和客觀世界的回避與拒絕。所以說, 或許有的學者并沒有讀懂新歷史主義, 并沒有讀懂格林布拉特, 往往以自己一廂情愿的想象來規范了格林布拉特, 規范了新歷史主義, 這是理論界的一種誤讀, 有意或者無意的誤讀。因此在當代新歷史主義的某些研究中, 我們似懂非懂地消費著新歷史主義。

綜上所述, 在歷史、社會、文化的后現代知識語境中, 新歷史主義的文本和歷史事件相互指涉, 同時兩者都在泛化的文本世界中共同指向話語。在各種不同的話語相互展開對話的基礎上, 新歷史主義張揚主體、歷史、意識形態, 強調從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等角度, 對文本實施一種綜合性的解讀, 于是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就帶有了“文化詩學”的特質。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是從產生之初就帶有一種反理性色彩, 受解構主義思潮的影響, 也實踐著解構主義, 因此帶有濃厚的后現代色彩。但是, 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本身是一個并不徹底的反理性的解構和建構, 在選擇顛覆的同時, 又不自覺地自我抑制。“新歷史主義的策略仍然是側重于‘邊緣化’ (marginalized) 的”, [20]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對政治權威、文化經典表示質疑, 更多地注重邊緣化的歷史、注意野聞軼趣, 文化上更多地關注邊緣文化、非主流文化, 在政治權力的相爭中, 更多地為受霸權壓制的弱者爭取話語權, 在文本中更多地表現出中心之外的邊緣他者的體諒和理解。新歷史主義反抗權威建構的理想, 反抗理性許諾的烏托邦, 堅持把文學文本置于非文學文本的框架之中加以闡釋, 不去關心 (或者說擱置) 文學文本中是否體現出了人為設定的真善美的終極價值, 卻更多地關注不同的文本在互相碰撞中如何運用對話達到權力的妥協與和解, 從而強調文學文本的政治性、歷史性和文化性等。基于新歷史主義的這些豐富和復雜的特性, 雖然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本身已經走過了很遠, 但是人們對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的研究, 還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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