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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19 09:49

在長江講壇, 講文學、講經濟、講哲學的題目很多, 但講翻譯, 這是第一次。關于翻譯, 我想談以下幾點認識和體會, 請各位指正。

一、“十六字”翻譯特征

首先, 翻譯的特征是“歷史悠久”。人類的歷史非常悠久, 在歷史上, 只要持不同語言的人們之間想要交流, 就會有翻譯的需要, 所以翻譯史與人類的交流史同樣悠久。在這悠久的歷史中, 人類因交流的不斷增多而需要翻譯, 但更為重要的是, 翻譯讓我們的各種交流變成了一種可能。其實, 做翻譯的不一定是專業人才。現場在座的應該大都會英語, 但是歷史往前一千多年, 比如說在李白的時代, 李白不會英語, 卻做過翻譯。據介紹, 有一次唐玄宗李隆基收到一封信, 這封信滿朝文武沒一個能看懂。詩人賀知章看了, 說他知道有一個人懂。皇帝就問是誰。賀知章說是李白, 皇帝就把李白請來了。李白是詩人, 本來就有一種狂傲之氣, 這樣一來就更了不得, 滿朝文武都不知道的事, 他卻知道。他說可以啊, 讓我看一看。他一看就明白了。他說讓高力士為我脫靴, 楊國舅給我磨墨, 然后我才翻譯。皇帝答應了他的要求, 最后他把這封信翻譯出來。這實際上是當時一個藩國送來的國書, 而李白正好懂這個藩國的語言。再比如兩個多世紀以前, 也就是1793年, 大不列顛派出了訪華的第一個外交使團, 馬戛爾尼任團長。輪船用了半年多時間才從英國駛到中國。船上有一個小孩, 大概11歲多, 是馬戛爾尼的侍童, 主要任務是照看馬戛爾尼來中國期間的衣物。但這個小孩非常聰明, 在船上半年的工夫就學會了一些中文。到了中國之后, 乾隆皇帝不太愿意接見他們, 把他們撂在一邊。后來聽說有一個小孩會中文, 乾隆皇帝一高興, 說要見見他。這個小孩后來順理成章地成了英國使團和乾隆皇帝的翻譯。這是200多年前的事。翻譯歷史悠久, 這本身已經說明我們人類的交流有翻譯的需要。隨著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 現在對翻譯的要求也是越來越高。目前除了英語, 在我們中國教學的其他外語還有五十幾種。而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呢?據不完全統計是6000多種。翻譯人才大有用武之地!

其次, 翻譯的特征是“無所不在”。在座的做了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可能都知道當孩子出生時, 有一樣東西特別重要———幫寶適。幫寶適這個名稱的翻譯就非常傳神。還有大家喝的可口可樂, 原文叫“Coca-Cola”, 翻譯既傳神又傳形。實際上現在翻譯無所不在。阿里巴巴搞全球“雙十一節”活動, 全球的商品銷售, 我想一定需要大量的翻譯工作。前段時間巴黎有家公司聯系我, 說大概有19000~25000種商品, 希望能把這些商品的法文標簽傳神地翻譯成中文, 做廣告和銷售用。所以有人說, 當今時代, 翻譯就像空氣和水一樣, 是無所不在的。

再次, 翻譯的特征是“作用巨大”。我們很難想象今天的世界如果離開了翻譯會怎樣。可能全世界的所有國際交流都得停止。據說毛澤東曾在延安說過一句話, 我們的翻譯詞典上有記載, 毛澤東說, 沒有翻譯就沒有共產黨。我想接一句, 沒有翻譯也就沒有新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宣言》的翻譯, 怎么可能有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呢?翻譯的巨大作用還體現在許多其他方面, 今天暫不展開。

最后, 翻譯的特征是“困難重重”。翻譯非常困難, 有很多障礙, 如語言的障礙、文化的障礙、意識形態的障礙, 等等。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曾在一部法文小說里看到一段形容女性特別漂亮的文字。其他方面的形容我都認同, 但形容到皮膚的時候, 我就難以認同了。作家怎么形容呢?他說這個女人的皮膚特別好, 細膩、柔軟, 就好像上面長著一層纖細的桃毛。大家可以想象, 我們中國人一聽到桃子的絨毛, 是要發癢的, 是很反感的。我為此還去查證過, 發現連著名的法國詩人蘭波也寫過這樣的詩句。問題是, 如果直接翻譯成中文, 我們中國的讀者讀了會有怎樣的感受呢?

有的時候, 翻譯甚至可以說是紅黑不分。我曾翻譯過一本書, 叫《黑面包》。其中有一段講一個工廠的工人皮埃爾發動工人罷工。作者描寫道, 皮埃爾舉著一面旗, 揮舞著, 然后工人們就跟著他跑上了街頭。他的這面旗, 我翻譯的時候看都沒看就翻譯成了“高舉著一面紅旗”。問題是, 最后我一校對發現, 不對!原文是一面黑旗。如果我翻譯成“他高舉著一面黑旗, 然后工人們擁護著他, 跑上街頭”, 大家就會說他是反革命。因為在我們中國人的理解當中, 黑旗是反革命, 紅旗才是革命者。而如果再去查一查就會知道, 在法國, 這個黑旗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子。

我們對同一個形象的感覺因人而異。我翻譯過《追憶似水年華》其中的一本, 作者把一對同性戀人比作蘭花和熊蜂。蘭花在中國是非常高潔的, 我沒聽說過蘭花還有那層含義。讀了這本書之后, 一看到法國文學里提到蘭花, 就覺得是在影射同性戀。有次我跟一個法國大使及他的夫人在南京金陵飯店吃飯。他夫人問吃飯的具體地點, 我說在金陵飯店一樓蘭圃。大使夫人聽了就說, 那我不去了, 你們兩人去吧。所以要把這些形象處理好, 翻譯要學習的東西很多, 困難重重。

二、如何看待翻譯

人類有了翻譯, 不同民族或者說操不同語言的民族之間的交往才成為可能。翻譯遍及各個領域, 思想、文學、科技、日常生活……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 各樣東西相遇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對于翻譯我有一個比喻, 我把翻譯叫作歷史的奇遇。我的好朋友畢飛宇先生常對人說, 許鈞先生對翻譯有一個妙喻。但他用的詞比我更好。他說, 翻譯是歷史的艷遇。“艷”和“奇”, 我覺得它們充分表明了人類的兩種歸宿, 而且應該說“艷”字, 實際上代表了人類情感的一種吸引與溝通。

關于翻譯的比喻其實有很多。五四時期對翻譯有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法, 說翻譯是媒婆!這個媒婆非常重要, 做得好就能夠成就一段美妙的姻緣, 這也是奇遇的一個非常好的條件。我就愿意當這樣的媒婆。我剛才提到翻譯很重要, 歷史很悠久, 困難也很大。但在書的封面上很難找到譯者的名字, 因為寫得很小。不過我們都已經習慣了, 我們就像空氣, 就像水, 用的時候, 大家覺得重要;不用, 我們也照樣存在。魯迅對翻譯的作用評價非常高, 他說, 譯者是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是誰?是把天上的火盜給人間的神, 是播火者, 就像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非常年輕的翻譯家, 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才二十幾歲, 后來做了復旦大學的校長。還有俄羅斯的普希金, 說翻譯是思想的驛站, 是一段一段地傳承思想。在我們國家內部, 通過對《論語》《道德經》等的注釋、闡釋、翻譯, 一段一段、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把中華民族的思想傳承下來。對于西方思想也是如此,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果沒有翻譯, 這些思想是送不過來的。思想就這樣在時間上不斷地延伸, 在空間上不斷地拓展。在法國人筆下, 翻譯是把跟自己的戀人非常相像的女人介紹給別人, 法國人很浪漫, 他給你的不是他的戀人, 而是跟這個戀人相像的女人。這句話就道出了翻譯的一個本質———翻譯跟原來的不是同一的, 只是相似。著名作家莫言對翻譯也有妙喻。莫言的作品已經被譯成很多種語言。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 他更加明白翻譯對一個作家作品傳播的重要性。2014年8月, 國際漢學家會議在北京召開, 莫言在會上說, 現在有人把翻譯比作“暴徒”, 比作“叛徒”, 他覺得翻譯應該做“信徒”。其實當一種強勢文化翻譯弱勢文化的時候, 很有可能出現“暴徒”行徑。而翻譯有的時候不“背叛”還不行, 因為不背叛就翻譯不過去。所以當一種弱勢語言翻譯強勢語言的時候, 為了讓我們的讀者能接受一些新東西, 有時翻譯不得不做一點“背叛”的事。這樣一種變通之計, 在翻譯歷史上屢屢發生。但我認同莫言的話, 翻譯最好做“信徒”。我自己做翻譯一直堅持一條原則, 就是一定要以信為本, 以誠立道。無信難成譯。

翻譯的形象是各種各樣的。我曾舉過兩個極端的例子, 說明翻譯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行為。翻譯有好的一面, 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 有時甚至會走向與它本身使命完全相反的道路。比如說我非常喜歡看抗日片, 但是抗日片里面的翻譯是什么形象呢?大家回想一下《小兵張嘎》里的那個胖翻譯官。而且不僅僅這一個, 十部抗日劇里有九部, 翻譯官的形象都是這樣的!作為一個譯者, 我想到這樣一個形象, 或者有人講到這樣一個形象, 我的自尊心會受到傷害。我不能說自己是普羅米修斯, 但我起碼可以做一個好媒婆, 促成一樁美妙姻緣。當然也有讓我們非常幸福的形象, 從胖翻譯官我們來到另一極———玄奘。玄奘的作用, 我認為在中國文化史上, 是怎么肯定他都不為過的。梁啟超說佛經翻譯創造了兩萬五千余言, 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語言。中國人的處世哲學、人生準則, 包括中國的很多成語都來自佛教, 當然是通過翻譯來的。

以上我們看到, 翻譯的作用體現于社會、文化、政治各個方面。翻譯的作用也體現于文學領域, 現在我要把話題轉向文學。

三、翻譯, 是美妙動人的奇遇

如果翻譯是一種美妙的奇遇, 歷史的奇遇, 那么在過去一個多世紀, 我覺得發生于中法文學界的奇遇特別多。我看到過一本小書, 叫《中法文化的邂逅與相遇》。那里有很多中法文學相遇的故事, 中國對法國文學的翻譯留下了一段段奇緣。而這一段段奇緣促進了新思想, 促生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某種進步。在這個意義上, 我覺得這些事非常重要!不過在這一個多世紀里, 我覺得中國的譯介活動———特別是對西方的譯介———有一個認識過程。

19世紀中葉, 當我們的國門被英國的炮火轟開, 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深切感受到我們在國際上所處的弱勢地位, 因此想要強國。民族復興夢不是今天才開始說的, 那個時期就已經有仁人志士在說了。強國怎么強?西方用炮火打開了我們的大門, 那我們就學習炮火。所以在那個時代, 翻譯的主要是工學、技術、機械方面的著作。法國作家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就是在那種情況下, 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 被當作科學翻譯至中國的。所以對凡爾納小說的翻譯, 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學翻譯。法國文學真正系統地被譯介至中國始于什么時候呢?有幾種說法, 我認同的是1898年。那一年中國發生了兩件非常重要的事, 這兩件事對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和變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件事是嚴復翻譯了《天演論》。大家知道嚴復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 這個標準后來成為我們做翻譯的金科玉律, 至今還指導著我們的翻譯活動。同一年, 林紓, 一位不通外語的文人, 跟另一個人———王壽昌合作翻譯了一本書, 《巴黎茶花女遺事》。這本書發行的時候, 第一次只印了100冊!但這100冊書影響非同小可。嚴復就曾說過, “可憐一卷《茶花女》, 斷盡支那蕩子腸”。因為中國翻譯西方的科學技術, 再強也強不過人家, 要變強, 只有精神上先變強。所以文學翻譯成為一條引進國外的思想的重要途徑。《巴黎茶花女遺事》這本書譯介出來后, 國人把目光投向了外國, 同時也看到, 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 人同此心, 心同此情。有情才有奇遇。林紓后來一發而不可收, 翻譯了100多種外國小說。一個不通外語的中國文人和懂外語的人合作, 開創了世界翻譯史上的一段佳話, 也為中國現代化的開始, 為五四運動的準備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因為林紓開啟了西洋文學在中國近代的翻譯史, 實際上也為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這個三位一體的運動做了一種鋪墊, 拉開了一個序幕。那個時期的作家跟現在的作家不太一樣, 他們大部分既是作家也是翻譯家, 非常有意思。像趙元任, 后來到美國成了美國語言協會會長, 他就翻譯過《愛麗絲夢游仙境》。他的翻譯目標是什么呢?他說翻譯這本書, 是要考驗一下我們的白話文有沒有這樣的翻譯可能。魯迅也做過翻譯, 他差不多有300萬字的翻譯, 300萬字的創作。翻譯占了他作品的很大部分。魯迅為什么要翻譯呢?他說得非常清楚, 是為了改造國人的思維, 為了豐富漢語的表達。所以魯迅有一個翻譯主張, 叫“硬譯”。我們翻譯界有時會把林紓與魯迅兩人做比較。有人說, 從語言的角度看, 這兩個人的翻譯完全不一樣。林紓的翻譯特別活, 活到有時候手發癢, “代人手筆”———這是錢鐘書說的。所以很多人說他翻譯不時添枝加葉, 活到已經“胡譯”的地步。魯迅則是硬譯。有人批評他的翻譯, 說他硬譯硬到什么程度?硬到“死譯”的地步!他翻譯《死魂靈》, 就那么死了。也就是說從語言的角度看, 這兩個人的翻譯方法應該說是大相徑庭, 各執一端。一個是活, 活到“胡”譯;一個是硬, 硬到“死”譯。但我覺得還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加以思考。如果從文化與思維的角度去看, 他們兩人只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手段而已。在林紓那個時期, 國門相對封閉, 要引起大家的關注, 需要采取比較文雅的方法。通過文學的手段, 用像《巴黎茶花女遺事》那樣讓人揪心、斷腸的故事, 來引起國人對國外的關注。實際上他開啟的是外面世界的大門。而魯迅的翻譯從文化上更進了一步。他希望吸收西方思想來改造國人的思維。其實他們兩人在文化上的貢獻同樣巨大。

如果我們把林紓和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作為跟法國文學接觸的第一段奇遇, 那么可以說歷史上能找到很多類似的奇遇, 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法國作家雨果。雨果有幾本書很早就被翻譯了。《九三年》的譯文1912年就已經在上海《時報》連載, 譯者曾樸。上個世紀還有兩個人共同合作, 翻譯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悲慘世界》。這兩個人是誰?一個是曾當過共產黨首任書記的陳獨秀, 還有一個是非常有名的才子, 叫蘇曼殊。他們倆看上了雨果的《悲慘世界》, 想合作翻譯這本書。他們的翻譯當然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和思想動機。他們的合作翻譯過程和林紓又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在翻譯時有自己的選擇, 沒有完全按照原文翻譯, 甚至在譯文中加進去一個人物。加了一個什么人物?叫男德, 是一個俠客。加進去的目的是什么?“男德”的諧音是“難得”。那個時代難得的人是什么樣的呢?大家知道在五四運動之前, 對孔孟之道有過嚴厲批判。所以書中加進去的那個男德就以法國青年的口吻來批判孔孟。他說“那支那國孔子的奴隸教訓, 只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 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 也要聽他那些狗屁嗎?”他還說, 世界上有了為富不仁的財主, 才有貧無立錐的窮漢, 應該破壞那個腐敗的世界, 另造一個公道的新世界。這基本上是一個五四宣言啊!在這么一種奇遇中, 翻譯也融入了社會志士仁人的追求, 融入了他們的思想, 產生了另一種力量。

如果我們把目光往后移, 會看到中國翻譯家與法國作家之間的另一樁美妙的奇遇, 甚至“艷遇”———傅雷與羅曼·羅蘭。傅雷跟羅曼·羅蘭的這種相遇, 我覺得實在是了不起!羅曼·羅蘭寫作《約翰·克里斯朵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 那時人類剛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難, 所有歐洲人的心情都非常痛苦, 整個社會的精神都在沉淪, 羅曼·羅蘭為了呼喚一種英雄主義寫了這本回腸蕩氣的書。傅雷到了法蘭西, 恰好讀到這本書, 立即喜歡上了。他在譯著前言中就說, 三十年代的中國籠罩著一片陰霾, 國人精神委頓, 他要呼喚一種英雄主義, 便翻譯了《約翰·克里斯朵夫》。后來我看到很多人說讀了傅雷翻譯的這部書, 精神上得到了振奮。傅雷與羅曼·羅蘭之間靈魂的相通和思想的共鳴促成了一部偉大譯著的誕生。

之前讀傅雷的譯作,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我說對于傅雷跟羅曼·羅蘭的相遇, 我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認識。早期, 我對傅雷的認知只限于他翻譯的一本本書。后來我覺得傅雷不僅僅是翻譯了一本本書, 他是一棵樹, 這棵樹深深地扎根于中國文化, 吸收了外國文學營養, 又以這營養來滋養中國的文化。有很多作家, 例如南京作家葉兆言, 就寫過文章, 說是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讓他知道了漢語的巨大魅力, 讓他知道了什么是寫作。著名演員黃宗英也講過傅雷帶給她的震撼。習近平總書記說他讀過《約翰·克里斯朵夫》, 他讀的應該就是傅雷的譯作。所以傅雷與羅曼·羅蘭的這樣一段奇遇, 造就了一個偉大的翻譯家, 而這位偉大的翻譯家, 通過他的翻譯, 像一棵樹從20世紀40年代起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中國人。

還有其他奇遇。比如著名戲劇家同時也是翻譯家的李健吾和法國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樓拜的相遇。《包法利夫人》這本書在中國的影響與在法國的影響并不完全相同。這部書在法國初出版時吃了一樁官司。福樓拜因為寫了一個通奸的女人, 在法國這個看似非常自由開化的社會里, 被別人因“有傷風化”的罪名告上了法庭。就是這樣一本在過去的法國社會“有傷風化”的書, 在我們中國卻獲得了另一種評價。它在20世紀40年代翻譯出版的時候, 被認為是一部具有強烈批判現實主義色彩的作品, 它揭開了資本主義溫情脈脈的面紗, 讓讀者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所以在這一段段奇遇當中, 一種文學或文化, 或者說一部文學作品, 當它進入到另外一種文化中時, 可能會產生別的作用。

在這一段段奇遇當中, 還有一位已經離開我們一段時間的當代作家。這位作家是杜拉斯, 寫過一本書叫《情人》。這本書的翻譯也促成了很多奇遇, 首先是王道乾跟杜拉斯的相遇令偉大的翻譯作品誕生, 更重要的是這部翻譯作品孕育了一些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說偉大的作家。比如王小波在《青銅時代》序“我的師承”中就說, 王道乾和他的翻譯給予他的幫助, 比中國近代所有著作家對他的幫助總和還要大, 是王道乾先生和查良錚先生作為翻譯家, 讓他知道了什么叫寫作。

四、與法國文學奇遇的歷程

文學對于一個人的一生, 對于整個社會的轉變, 對于人類精神的交流, 所起的作用實在太大了。所以, 有人說我只做了三件事, 做翻譯, 研究翻譯, 教授翻譯, 但我覺得這三件事合起來就是三種福氣!我覺得我是最幸福的人。從1975年大學畢業到現在, 我始終對翻譯情有獨鐘。在整整40年里, 我覺得我跟翻譯, 特別是跟法國文學, 也有過一段段奇緣和奇遇。大家都說做翻譯的人孤獨。孤獨, 是因為要深入到一種陌生的文化環境里去, 深入到一種陌生的歷史環境中去。譯者面對的是另外一種語言, 在語言差異中存在表達的差異、思維的差異、文化的差異等。當面對那么多陌生元素、面對那么多差異的時候, 人一定是孤獨的。但恰恰是這種差異性讓我們產生了一種欲望。如果一個孤獨的人, 一個翻譯者, 能通過他的語言和他的翻譯克服語言問題, 將另外一種思維和文化的獨特性 (也就是它的差異性) 表達出來, 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傳達給大家。那我覺得這個孤獨的人就是幸福的, 因為他讓很多的人不孤獨!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這四十幾年是非常幸福的。雖然孤獨, 但很幸福。

作為一個翻譯者, 我的幸福首先是我可以跟大師神交, 可以用自己的目光去閱讀、去發現偉大的作家, 讓我跟他的作品一起成長。回想起來, 我在翻譯法國文學的過程中, 慢慢形成了對法國文學的一些看法, 也通過翻譯, 對一部部具體的作品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很多人問我, 當代中國文學到底與當代法國文學有什么不同?關于這個問題, 勒克萊齊奧先生的回答特別幽默。他說, 當代中國文學跟當代法國文學最大的不同, 是中國文學是用中文寫的, 法國文學是用法文寫的。這句話看似開玩笑, 實際上很有深意, 一種語言的背后就是一種文化, 就是一種心態, 就是一個世界。西方作品跟中國作品的傳統就不一樣, 西方作品會涉及大量的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 有一種隱喻在里面。要理解西方作品, 不能不理解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所以我說, 不同的語言非常明確地賦予了這種語言寫就的文學別樣的性格和別樣的精神。這是流淌在血液里的, 是它悠久的歷史、文化、宗教等因素促成的。但文學又是相同的。相同在哪里呢?文學就是人學。文學就是寫人, 要深入到人性的深處。寫的是人性, 寫的是人類的遭遇, 人的困惑, 人的矛盾, 人的愛, 人的恨。全世界的文學概莫如此。

不過我覺得當代的法國文學與當代的中國文學還是有差別的。差別在于, 很多中國小說家在我看來喜歡用宏大敘事, 希望以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來寫一個人的命運。法國小說卻往往是相反的, 作家用一個很小的事件, 一個很小的東西, 來反映一個大的境況。我覺得這兩種不同其實也是路徑的不同。從大看小, 與從小看大, 哪一種方法更好?我認為各有千秋, 這就是文學的互補。同時我還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法國文學流派特別多, 20世紀的很多文學流派都起源于法國。因為這些流派都以哲學為依據, 討論的是人的存在, 而法國一直有深厚的哲學傳統。所以法國文學經常與哲學結緣, 很多小說家、文藝家本身都是哲學家。包括蒙田、笛卡爾、伏爾泰、盧梭, 也包括我們很熟悉的當代作家薩特、波伏娃、加繆等等。也包括勒克萊齊奧, 我覺得他的作品也具有某種哲學的根基。

通過與法國文學的接觸, 我對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認識, 慢慢就不再局限于書本和文學史上學到的知識。比如說我跟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的神交, 因為我翻譯了他的兩部作品, 都是我非常喜歡的, 一部叫《邦斯舅舅》, 另一部叫《貝姨》。巴爾扎克可以說是現實主義的大師。我翻譯他的作品, 是為了能夠與現實主義作品相遇。巴爾扎克寫了近一百部作品, 他在寫作時采用一種全知的視角,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他的作品把什么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比如說, 下午三點左右, 在巴黎的某一條大街, 看到一個什么人, 從哪一家貴婦人的小客廳出來, 好像整個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無所不知!連他的人物都是那樣的。他寫的拉斯蒂涅通過一個貴夫人在巴黎取得成功之后, 爬上巴黎的圣心教堂, 說了一句話:“巴黎在我腳下。”如果看巴爾扎克的小說, 會發現作為一個小說家, 他好像掌控了整個世界。但如果去看卡夫卡的小說, 會發現恰好倒過來:整個世界掌控了他。再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的作品。他寫“荒誕”, 荒誕到什么程度?他的《局外人》的第一句就是“今天, 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 我不知道”。媽媽什么時候死的都不清楚。到后來這個主人公殺了人, 為什么殺人, 他也弄不清楚。一切都是那么荒誕, 作家也不告訴你。他的這個敘事視角就是非全知的。其實有的時候從不同小說的開頭我們就能把握一本小說的基調。草嬰先生剛剛去世。他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 第一句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光聽到這么一句話, 你就覺得一定要去看看這部小說, 你也會聯想到自己的命運。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第一句話是:江聲浩蕩。“江聲浩蕩”這四個字, 多么雄偉, 昭示著一個英雄的出世。

跟文學大師相遇之后, 再去讀其他小說, 我就具備了一種參照的目光。在座的各位可能都聽說過一句話, “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很多人都這樣跟我說, 說得我輕飄飄的。但是讀了都德的《最后一課》, 我就覺得, 世界上有哪一種語言不是最美麗的呀?!為什么他那時會寫出“法語是最美麗的語言”呢?他也是現實主義小說家, 故事發生于普法戰爭后, 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要被普魯士兼并。故事主人公是一個經常逃學的孩子, 每天遲到, 最怕法語動詞變位的問題。這一天他又遲到了, 但老師沒有批評他。老師告訴大家, 這是最后一課, 從今天起以后不能再教法語了, 老師最后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字:“法蘭西萬歲!”一個人失去自己的語言, 等于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之根, 文化之根, 大家可以想象那是一種怎樣的感受。其實, 當我們真的去閱讀這一作品的時候, 對于人類的那種狀態的思考, 我感覺到是很深刻的。比如我在不同場合說過, 我讀了畢飛宇的《哺乳期的女人》, 我認為他的小說可以和莫泊桑小說相媲美。這部小說深刻地揭示了人性, 觸及農村人口外出打工、農村留守兒童成長環境等問題, 涉及目前備受關注的社會、心理、人性問題, 畢飛宇早在20多年前就已經看到這些問題了。就這樣, 當我跟西方大師相遇的時候, 我也慢慢培養了對中國文學的愛好。我是一個法國文學老師, 但我每年要讀很多中國文學作品, 而且讀得非常認真。

通過自己的翻譯, 我不僅與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相遇, 還與浪漫主義大師雨果相遇。雨果也是習總書記特別喜歡的一個作家, 他說他最喜歡《九三年》。那么浪漫主義跟現實主義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在另一個講臺上講過一件事。大家知道, 法語系在南京大學是個小系, 要成立一個協會不容易, 要讓大家關注更不容易, 我們的學生很聰明, 就成立了一個浪漫法語協會。這個協會一成立, 憑借“浪漫”兩字招來了許多南大學生。一次他們請我去做一個講座, 來了很多聽眾, 我就跟大家談“浪漫”。浪漫到底是什么?我說浪漫不是風花雪月, 浪漫是對真的那份激情, 對愛的那股激情, 對美的那片激情。這三者基本就構成了浪漫的底色。浪漫主義作家雨果有三部著作我很喜歡, 而且作為一個法國文學研究者, 我覺得它們是雨果最重要的作品, 在法國浪漫主義作品中也具有代表性。第一部是《悲慘世界》, 第二部是《巴黎圣母院》, 第三部是我自己也翻譯了一遍的《海上勞工》。我為什么認為這三部作品最重要呢?因為雨果說過, 套在人類身上的枷鎖有三重, 這三重枷鎖就是三重命運, 一重是宗教的, 一重是社會的, 一重是自然的。而雨果恰恰通過這三本書寫了與這三種枷鎖的抗爭:一種是與社會不公的抗爭, 一種是與宗教虛偽的抗爭, 一種是與殘酷的大自然的抗爭。《悲慘世界》中冉阿讓的命運, 讓人深切同情;《巴黎圣母院》中那個敲鐘人卡西莫多外表那么丑陋, 但我們卻覺得他的心靈是那么的美;《海上勞工》, 我在翻譯這部作品的時候, 特別是在結尾部分, 我流下了眼淚, 主人公為了自由的愛情, 讓他心愛的女人走了, 而自己消逝在茫茫大海中。實際上這三部作品讓我們看到了人與世界、與自然、與社會、與宗教的某種關系, 不僅促使我們進行反思, 也讓我們從情感角度出發去體驗美丑, 去追求美好的事物。

除了跟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 跟浪漫主義大師雨果的相遇, 我還有機會跟20世紀的現代派大師、法國意識流代表作家普魯斯特相逢。普魯斯特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作家。他出生在巴黎一個富有的資產階級家庭, 青年時代熱衷社交, 頻繁出入文藝界, 結識了一群美麗的夫人。但他從小體弱多病, 患有慢性哮喘病, 后來病情加重, 只好閉門謝客, 過起隱居的生活。那時他還很年輕, 天天躺在房間里, 怎么辦呢?他想, 未來不在, 追尋過去!后來就寫了一部書, 七大卷近三百萬字。在這部書中, 他以追憶為手段, 追尋逝去的時光, 希望通過追憶能讓逝去的時光重現。盡管他英年早逝, 但文學豐富了他的生命, 延續了他的生命, 拓展了他的生命, 賦予了他新的生命, 令他不朽。所以我覺得這部書不僅追憶了他的過去時光, 更為他確立了未來。這部書在中國的翻譯歷史也比較久了。大概在20世紀30年代初, 傅雷就已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普魯斯特。之后卞之琳也介紹了普魯斯特, 并把《追憶似水年華》前幾章翻譯出來了。但實在是太難了。在翻譯界, 20世紀的西方有兩部“天書”, 一部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 一部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關于《尤利西斯》, 蕭乾當時在英格蘭當記者的時候說根本看不懂這部天書, 但后來他跟他夫人文潔若一起翻譯了這部書。這兩部書后來都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追憶似水年華》這部書的翻譯過程有很多故事, 有別人的故事, 也有我自己跟它相遇時發生的故事。其實新中國建立之后, 法語界有很多人想翻譯這本書, 但當時的大環境不允許, 因為覺得《追憶似水年華》宣揚的是資產階級情調。“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更不可能翻譯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 我們法語界有一批人說, 可以翻譯這本書了, 如果再不翻譯, 中國法語界就太丟人了, 因為日本人早就譯出來了。講到日本人的翻譯, 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說過一句話, 說中國文藝界頂重要的兩件事之一, 就是翻譯莎士比亞。日本人先翻譯出來了莎士比亞的作品, 看不起中國人, 說中國沒有人翻譯得出來, 所以朱生豪就著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這是他抗戰的一種方式。《追憶似水年華》同樣如此, 日本人早翻譯出來了, 中國沒有翻譯出來。所以當時法語界的一批有識之士就覺得應該把它譯出來。由誰來翻譯呢?七卷將近300萬字, 翻譯難度又那么高, 有時一天也不能翻譯200個字。最后推薦了國內法語界水平最高的一批譯者。翻譯了兩三年后, 有的人打退堂鼓。比如說翻譯第四卷的羅新璋先生。他花兩三年翻譯了兩三萬字, 最后說自己實在譯不出來, 不譯了, 這兩三萬字貢獻給下一個人, 下面一個“敢死隊隊員” (因為當時有人把《追憶似水年華》的翻譯隊伍叫作“翻譯敢死隊”) 。那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 我在南京大學讀研究生。有一天出版社的一位老編輯來找我, 問我愿不愿意翻譯《追憶似水年華》。我當時還沒有太多翻譯經驗, 一聽可高興了, 連忙說愿意, 自尊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因為天書都來找我翻譯了, 而且還是那樣一部名著。接下這部名著后, 痛苦也接踵而來, 閱讀是那么痛苦, 即使理解了, 要翻譯出來也很痛苦。23萬字我翻譯了2年多, 每天工作6個小時以上。“翻譯敢死隊”總共15個人, 分工合作, 每一本書由兩個人共同翻譯, 第五卷《女囚》由3個人共同翻譯, 后來合15個人之力終于把《追憶似水年華》翻譯了出來。

關于書的譯名也有不少故事。一次在北京勺園開會, 開會之前有一位有名的翻譯家, 就是翻譯過《紅與黑》的趙瑞蕻先生前來找我。他聽說我要去北京開關于普魯斯特著作翻譯出版的會議, 就讓我一定要把他的話帶過去, 他說不要用“追憶似水年華”那么俗的字眼, 一定要用“追尋失去的時間”。在北京開會期間, 確實有一個環節是討論書名的翻譯。會上有很多人都提出這個問題, 說這部書的書名不簡單。這部書的主人公其實是時間。普魯斯特深受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影響, 書名字面翻譯應該是“追尋失去的時間”, 很多人說應該還它以哲學的面貌, 不該用“追憶似水年華”。那時我雖然最年輕, 但也非常大膽地發表了意見, 傳達了趙瑞蕻先生的觀點, 說這本書應該翻譯成“追尋失去的時間”。話音未落, 就有一位老先生“嗖”的一聲站了起來。這位老先生比我大33歲, 現在已有94歲, 就是許淵沖先生。他說, 如果翻譯成“追尋失去的時間”, 我就不參加了, 我把我的稿子拿走。好不容易大家集體翻譯出來了, 要拿走可怎么辦!所以一個書名的譯名, 其實反映了不同的觀點。按照中國小說的起名標準來看, “追憶似水年華”很美, 可以贏得讀者。“追尋失去的時間”, 多么奇怪的名字!可是它貼近原文。到底是求真好還是求美好?這里就出現了兩難。在求真與求美之間, 就形成了兩派。兩派觀點對立, 相持不下, 于是會議主持人提議舉手表決。那次參加會議的一共16人, 14個譯者, 1個評論家, 1個出版家, 最后同意《追憶似水年華》的共7人, 同意《追尋失去的時間》的也有7人。這時我們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評論家柳鳴九先生, 他當時是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柳鳴九先生就說, 如果是以讀者為目標, 以后做廣告和發行時建議寫:追憶似水年華 (追尋失去的時間) ;如果是寫評論文章, 就寫:追尋失去的時間 (追憶似水年華) 。結果最終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后來出版社考慮到讀者和銷量, 就選擇了《追憶似水年華》這個名字。

但故事還沒有結束。一部書由15個人翻譯, 風格是不是統一?理解是不是一樣?怎樣統一這部書的風格?這些都是問題。所以在我們的譯本之后, 上海出現了兩位更勇敢的翻譯者, 兩人決定用自己的一生來完成這部書的翻譯。一位是復旦大學的徐和瑾先生。另一位是周克希先生, 他原來在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數學, 后來離開教師崗位去當編輯, 也翻譯了很多法國文學作品。巧的是, 他們倆的譯本, 一本叫《追憶似水年華》, 一本叫《追尋逝去的時光》。徐和瑾先生后來得了癌癥, 他在病中堅持翻譯, 堅強地跟時間抗爭, 花了十幾年時間, 翻譯了前面的四卷。另一位翻譯家周克希先生在翻譯了前三卷之后, 打電話說他審美抑郁了, 因為書太美, 感情太細膩, 他在翻譯中投入自己的想象、自己的體驗, 沉浸在其中無法自拔。所以他決定無限期地停止了。但我覺得一部書的命運是一定不會停止的。

在我的相遇當中, 還有新小說代表人物之一, 以抒寫愛情為特征的法國作家杜拉斯。杜拉斯讓我知道了什么叫愛情。杜拉斯的愛情, 追求獨特性, 不同凡響。她認為愛情是絕望的, 是破碎的。而她在寫愛情時, 句子經常是斷裂的, 用詞經常是絕望的。她不喜歡用套話。她對愛情的那種觀念、體驗, 跟她的寫作風格融為一體。所以讀她的書的時候, 我有時真的會顫抖。后來我跟春風文藝出版社合作主編了《杜拉斯文集》, 再加上袁筱一翻譯的《杜拉斯傳》, 一共16卷, 26部作品。這個翻譯與主編過程讓我對杜拉斯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我寫過一篇前言, 在里面談了對杜拉斯的認識。我尤其覺得, 既然杜拉斯的愛情觀念和寫作風格融為一體, 那么我們在翻譯她作品的時候也要抓住這個特點。我找的譯者中有一位非常有名, 他翻譯了其中一部愛情小說。書譯好后他問我覺得翻譯得怎么樣。我半開玩笑地跟他說, 你翻譯的不怎么樣, 因為你翻譯得太好了。這句話看似矛盾, 其實不矛盾。通常大家會認為好的翻譯, 就是字斟句酌, 就是多用四字成語和優美的詞語。從這種意義上說, 他給我提供的這個版本翻譯得很好, 因為有很多四字成語。但其實四字成語大多都是套話, 而杜拉斯深惡痛絕的就是這種表達, 這與她的作品風格完全背道而馳。最后我提議對翻譯進行修改。

就是這一樁又一樁的歷史奇遇, 讓我對法國文學的特有品格形成了一種認識, 也讓我慢慢學會了怎樣去欣賞、體會、真正地去閱讀一部作品, 學會怎樣與作品產生思想和靈魂層面的共鳴。我通過翻譯與法國歷史上的文學大師神交, 更通過翻譯去發現偉大的作家, 跟他們的作品一起成長。我為勒克萊齊奧先生的講座擔任翻譯, 大家都說我跟勒克萊齊奧之間有一種默契, 他也對我說, 每次我翻譯的時候他都特別放心。而他在說話我在旁邊翻譯, 我也覺得就像自己在說話一樣。這份默契恰恰來自于我跟他的相遇, 從20世紀80年代我翻譯他的第一部小說開始, 到現在已經過去了35年, 這份相遇如今已經變成了一份相知, 變成了一份相愛。我理解他的小說, 愛他的小說, 我不僅自己翻譯, 還讓我的學生翻譯他的作品;不僅翻譯他的作品, 還與他建立了友誼。現在他每年都要來中國。他說現在每年基本上在三個地方生活:一是在法國的尼斯和巴黎, 一是在美國, 還有就是中國的南京。他現在每年有三四個月時間待在南京, 南京儼然成了他的一個故鄉。這份相遇, 我覺得走近的不僅僅是兩顆心, 更是兩種不同的文化, 我在勒克萊齊奧身上看到、也學會了對他者文化的關注, 對他人的關心。有一件事我現在還記憶猶新。有一天, 我跟他一起從蘇州回南京。在火車站候車時, 我突然看見勒克萊齊奧站起身來, 從口袋里掏出兩個硬幣, 1.88米的大個子, 深深地彎下腰, 跟一個3歲的孩子一起甜甜地微笑。他和這個孩子的目光相遇的那一刻, 那種善良, 那種不由自主的站立, 那種深深地彎下腰的姿勢, 都讓我看到了勒克萊齊奧身上那份人性的光輝。所以我說作為一位翻譯者是幸福的, 我愿意把我得到的這份幸福傳達給更多的讀者, 耐心地跟大家一起來交流我的這份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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